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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帛书》所见的另一种德治方略

2018-03-21 16:16:55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增田

提及“德治”,人们往往会将其与儒家学说对接起来,其实道家中黄老一派也有此论。虽然黄老道家在总体上主张把“法”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但他们并不排斥“德”,对德治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不过对“德”的把握和对德治的运作机制的认识均不同于儒家。其说主要见于《黄老帛书》(下文简称帛书),是书于1973年底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据考乃成书于战国早中期之际(注:该书因包括《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四篇,被唐兰先生考定为《黄帝四经》,对其成书时间的此种认定也首出于唐氏。(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其中所表达的德治主张在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虽属微音,却透显出颇为理性的精神。

其《君政篇》曰:

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征(注: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这里所展示的是在“天下大争”的形势下,指向“可以征”这一终极目标的治国方略(相对于“为天下正”而言,此则仅为阶段性目标)。“一年”、“二年”、“三年”等可理解为“第一步”、“然后”……,因为“三年而民有得”和“六年而民畏敬”显是就效果而言,是为阶段性的目标,而“从其俗”、“用其德”和“发号令”、“以刑正”恰是分别达致这两个阶段性目标的手段。俗即民俗,也称风俗、习俗;德即道德或道德感;“号令”,据下文即“连为什伍,选练贤不肖有别也”,以什、伍的建制形式组织民众和军队,并挑选贤能之人承担具体管理之职,从而在组织中构成贵与贱、贤与不肖的差序格局(“贵贱有别,贤不肖差也”),故相当于制度建设(注:佐之帛书,“号令”与“形名”为等义概念,号令者发而为声,故又称“声号”。《道法篇》谓“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形名”与“声号”一实两名而已。其实,声与名在先秦时期存在着互训关系。《国语·周语下》“听淫,日离其名”韦昭注曰:“名,声也。”又“耳以听名者也”韦注:“耳所以听,别万事之名声也。”帛书中声、名通同之例句亦俯拾皆是,如“若毋为虚声,声溢于实,是谓灭名”(《四度》),“声华实寡,危国亡土”(《亡论》),“形名出声,声实调合”(《名理》)。);“刑”即刑律、惩罚。可见,上述四种手段实即习俗规则、道德规则、制度规则和法律规则之相递用。

聚焦于德治之题,此处“德”既非帛书中常见的“刑德”之“德”(关于“刑德”问题当另属文),也非如多数论者所解释的那样,是贤德之人。因为,联系下文“德者,爱勉之也”和“男女劝勉,爱也”等话语,“德”已被规定为“爱勉”。那么,从伦理道德的范畴理解这里的“德”似乎较为适宜。“德”既不当指“有德行的人”,“用”则不当以任用解。而“用其德”就是利用、依靠社会成员自身的道德(感)规约他们的行为。其效果是“民则力”(“二年用其德,民则力”),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内在动力被激发出来。伦理学研究表明,“道德总是通过评价、命令(内在命令——引者注)、教育、指导、示范、激励、沟通等等方式和途径调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中的行为”(注:罗国杰主编:《伦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帛书将这些功能归结为“爱勉”,并指出“爱”就是“男女劝勉”,强调社会成员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一方面淡化了规则的外在强制性,另一方面则强化了道德协调关系的功能,即道德之行为方面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老帛书》之德治主张与先秦儒家之德治理论的差别,并于比较中领略前者独特的理性价值。

第一、就对“德”这一核心范畴的把握而言,帛书注重其中的行为(德行)意义,而儒家则侧重于品性(德性)方面。“德”字古文写作“惪”《说文》心部:“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从直,从心。”意指端正心思,不愧于人与己;写作“惪”,尚表示品性与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德”还包含行之义。战国早中期,儒家言“德”基本上偏重于德性、品德。据杨伯峻《孟子注释》所附《孟子词典》“德”与“德行”条,《孟子》中“德”字出现37次,指好的品德34次,有德行的人2次,中性(行为、品质)1次,另外,“德行”出现1次。而从郭店楚简被认为早于孟子的儒家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倾向。如《六德篇》:“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尊德义篇》:“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德具体表现为六种高尚的人格境界和道德情操。尽管境界和情操可以落实并转化为一定的合乎道德的行为,但儒家似乎更强调抽象形态。帛书《君正篇》所言之“德”,如前所述,注重的是“男女劝勉”,认为社会成员(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正面影响便是“德”的全部要义。应该看到,品性之“德”是对行为之“德”的拔高与升华,即德性是在德行基础上凝聚而成的。因此,从人的境界提升方面看,儒家对“德”的理解要高于黄老道家;但若从为治角度论之,帛书的把握更切乎实际,更直接地指向为治目标,因为道德首先表现为道德行为。且就治国作为一项管理活动而言,它具有对象性的特质,要求管理主体能够组织和控制管理客体;而且以秩序化状态为务,以便有效地调动国家资源。凭藉管理者的德性对被管理者施加影响,只是精神引导,还算不上管理意义上的组织、控制行为;赖此追求秩序状态需以社会成员每个个体德性的提升为条件,故嫌流于间接。而利用被管理者之间道德行为的影响力加以引导则具有手段意义,管理者的管理主体意识也得以彰显;而依靠此法建立秩序状态则当属直接行为。而这已涉及德治的运作机制问题(详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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