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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是—应该”问题及其解答

2018-03-21 16:16:45 中国社会科学网 陈晓平

休谟提出如何从“是”推出“应该”,亦即如何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的问题。本文以该问题为线索,评述和澄清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观点,并对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囚徒困境”作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解答,即:“是—应该”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休谟的“是—应该”论题是正确的。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应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即对于那些已经把长远利益作为追求目标的人而言是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说,追求长远利益已经是一个事实,因而必须考虑与他人或社会的合作,这使他们原有的同情心得到加强,从而产生名誉感和自尊心,进而达到正义和仁慈的德行。这样便从追求长远利益的“是”得出正义和仁慈的“应该”。

一、“是—应该”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哲学史上,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首先把事实与价值加以明确的区分,他指出,从表述事实的语句推不出表述价值的语句,亦即从“是”推不出“应该”。然而,以往的哲学家们都忽视了这一点。休谟谈道:

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9-510页。)

休谟对事实与价值亦即“是”与“应该”之间的逻辑关联性的质疑被哲学家们称为休谟的“是—应该”问题。(注:顺便提及,休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关于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这两个著名的“休谟问题”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关于逻辑辩护的问题;不过,后者是关于归纳法合理性的逻辑辩护,属于认识论范围,而前者是关于从“是”推出“应该”的逻辑辩护,属于道德哲学范围。这里只讨论道德哲学的休谟问题。)休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即主张在“是”与“应该”之间是没有逻辑论证可以连通的;这一观点被称为休谟的“是—应该”论题。

休谟论题的基本依据是:用“是”作为联系词的语句所表达的是一个事实,它所传达的东西或是真的或是假的;而用“应该”作为联系词的语句所表达的是一个价值,它所传达的东西或是善的或是恶的。前者是知识,靠理性来发现或辨别,后者是情感,靠趣味来激发或创造;因此它们二者是两类根本不同的东西,因而不能从其中一个推出其中另一个。休谟谈道:

这样一来就容易弄清楚理性和趣味的明确界限和作用。前者传递有关真理与谬误的知识,后者则给人以美丑和善恶的情感;一个按对象在自然界的真实面貌来发现之,不增不减;另一个则有一种创造性的能力,它在给所有自然的对象涂上发自内心情感的种种色彩,或使之光芒四射,或使之满身污垢的同时,以某种方式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东西。理性,是冷漠和超脱的,它不是行为的动机,而仅仅通过向我们展示获得幸福或避免不幸的手段来指导从欲望或爱好产生的冲动。而趣味,则因为它给人以快乐或痛苦,所以它就构成了幸福或不幸,成为行动的动机,并且是产生欲望和意志的第一源泉或动力。(注:休谟:《道德原理探究》,王淑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总之,理性的作用在于发现事实,因而是客观的,趣味的作用在于激发情感,因而是主观的;理性的知识只提供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趣味性的情感正是目的本身。趣味性的情感就是快乐或不快、幸福或不幸,它们“成为行动的动机,并且是产生欲望和意志的第一源泉或动力”。作为手段的理性只有同作为目的的情感相配合才能产生价值或道德,就理性本身而言,只是“冷漠和超脱的”,不可能由它单独产生价值或道德。(注:[ abcl]注意:由快乐或不快产生的价值主要是生理学的非道德价值,它同由同情心产生的社会性价值是有本质区别的,只有后者才是道德价值。休谟没有很好地区别快乐感和同情心,而是在“情感”这一大范畴之内随意转换,这就是他的论证中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既然快乐感是“产生欲望和意志的第一源泉或动力”,那么同情心就是派生的次一级的情感。事实上,休谟在讨论“正义”的时候已经对这点作了很好的说明,只是他本人没有自觉到其重要性,因而在其他时候发生混淆,又把同情心作为第一性的情感,从而把全部道德建立在同情心上。不过他又不那么坚定,时而把由理性支配的“效用”的概念作为道德的另一块基石,而效用最终可以还原为个人的快乐与不快。这样,休谟就同他所批评的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爱”理论“同流合污”了。人的最基本的情感就是趋乐避苦,这也是一个事实,而且包括休谟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承认这一事实。由此出发,推出同情心,进而推出道德原则,这便是对休谟的“是—应该”问题的一个肯定的解答。休谟本人已经为我们作出很好的准备,我们只需向前迈一小步便可得出与休谟相反的答案。最重要的是,“趋乐避苦”既是一个最基本的情感,因而是价值的源泉,又是一个事实;在这一点上,事实和价值合一了。这就是解决“是—应该”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休谟忽略了这一点。)对此,休谟举例加以说明。

我们都认为,忘恩负义如子女杀害父母是非常邪恶的行为。但是,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植物界。例如,一棵橡树或榆树上落下一颗种子,在它下面生出一棵树苗来,那棵树苗逐渐成长,终于长过了母株,并攫取大量阳光和养分而把母株毁灭。如果仅由理性便可产生出道德来,那么人们就会把忘恩负义的罪名也加之于那棵树苗,谴责那棵树苗是不道德的,既然作为客观事实,树苗与母株的行为关系与子女杀死父母的行为关系是一样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这就表明,道德不是单独地由理性从事实中产生出来的。

有人也许会说,那棵树苗之所以不被加以道德的谴责,是因为树苗没有独立的意志和动机。好吧,那就再以有独立意志和动机的动物为例。血族通奸在人类方面被看作一种恶劣的行为,但是同样的行为在动物那里却算不上邪恶,这是为什么?如果回答说,人比其他动物有着更为发达的理性,因而人可以发现这种行为的恶劣而动物则发现不了,这显然是一个循环论证,因为在理性发现罪恶之前,罪恶必须先已存在。(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07页。)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罪恶能不能被发现,而是这种罪恶存在与否;也就是说,在动物那里不存在血族通奸的罪恶,而在人类则存在这种罪恶。

由此可见,道德不存在于客观事实本身,无论客观对象是否具有意志和动机。那么,道德存在于哪里呢?休谟的回答是:“它就在你心中,而不在对象之内。因此,当你断言任何行为或品格是恶的时候,你的意思只是说,由于你的天性的结构,你在思维那种行为或品格的时候就发生一种责备的感觉或情绪。”(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09页。)

就上面的例子而言,同样的行为在人类方面被看作邪恶,而在植物或动物方面却不被这样看,因为人类的行为能够在你的心中引起责备的情绪,而植物或动物的类似行为却不能。道德不同于理性的地方就在这里:道德在事实中加入了主体情绪的投射,而理性只是面对事实本身。正因为此,单纯地由理性和事实是得不出道德评价的,亦即由“是”得不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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