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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内在形而上学”

2018-01-05 14:17:36 《哲学动态》2011年第5期 张志伟

《纯粹理性批判》通常被看作是认识论的著作,海德格尔则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是存在论。[1]

毫无疑问,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纯粹理性批判》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的主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先验哲学的总问题,而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不过,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被康德分为“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和“一般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等三个问题。就此而论,至少形而上学问题是其问题之一,而且实际上康德解决认识论问题的深层原因还在于解决形而上学问题。[2]不仅如此,康德试图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为“先验哲学”奠基,而先验哲学在他看来将取代传统哲学中本体论的位置,因而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所关涉的乃是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之根据和基础的问题,所以与其说《纯粹理性批判》讨论的是认识论问题,不如说讨论的是“元认识论”问题,亦即为科学知识提供本体论的基础,更不必说《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是彻底清理形而上学。所以,将《纯粹理性批判》看作关于形而上学的著作应该是康德哲学自有之问题使然,并非海德格尔的创见。海德格尔的创见在于把《纯粹理性批判》看作是他的基础存在论的唯一先驱,并且对存在问题做了全新的理解。本文不准备纠缠海德格尔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的存在论解释,而是以此作为“引子”讨论《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形而上学要素。

形而上学是两千多年西方哲学的核心部门,诸多哲学家对形而上学都有建设性的研究。不过由于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使他对形而上学的问题、理论和局限性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正是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使康德对形而上学的精通“前无古人”。当然,黑格尔是“后有来者”,然而如果没有康德哲学,很难想象会有黑格尔对古典形而上学的完成。

众所周知,《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它以先验论的方式证明了自然科学作为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也由此而证明了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知识的不可能性,从而将形而上学的可能出路留给了实践理性。就此而论,似乎《纯粹理性批判》对于形而上学来说纯然是消极的,其实不然。在某种意义上说,《纯粹理性批判》亦肩负着形而上学的建设工作,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康德关于“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中。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形而上学(虽然他并没有使用“形而上学”概念)大致划分为三个相关的部分:一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二是涉及“最高种类的存在”的神学,三是研究“第一原理”的科学。[3]中世纪哲学家把形而上学的这些不同方面分别称作“普遍形而上学”和“特殊形而上学”。对康德来说,前者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本体论即范畴体系,后者则相当于以笛卡尔的三条形而上学基本原理所确定的研究灵魂、上帝和宇宙的超越形而上学。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中康德谈到他的哲学革命时说:“这一尝试如愿得以成功,并且在形而上学探讨先天概念(它们在经验中的相应对象能够与它们相适合地被给予出来)的第一部分中,向形而上学许诺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因为根据思维方式的这种变革,人们完全可以很好地解释一种先天知识的可能性,并且更进一步,给为作为经验对象之总和的自然先天地提供基础的那些规律配备它们令人满意的证明,这二者按照迄今为止的行事方式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我们先天认识能力的这一演绎中,在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里,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对于第二部分所探讨的形而上学的整个目的就一切迹象来看非常不利的结果,即我们不能凭借这种能力超越可能经验的界限,而这恰恰是这门科学最本质的事务”。[4]由此可见,康德认为他既证明了一种先天知识的可能性,也为作为经验对象之总和的自然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而正是通过对于他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即“普遍形而上学”作为“内在形而上学”之可能性的证明,康德论证了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即“特殊形而上学”作为“超越形而上学”在认识论层面上是不可能的。

就我们讨论的主题――《纯粹理性批判》――而论,本文不涉及《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内容,主要围绕康德关于“内在形而上学”的论证,考量其重建形而上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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