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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美对华政策演变及中美关系前瞻

2018-01-17 15:35:45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梅

原题:美对华政策演变及中美关系前瞻——访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



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约瑟夫·科贝尔美中合作中心主任,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于1978年考上当时由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师从孙培钧先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之后任职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等单位,1985年赴美留学。

作为《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期刊创始人和主编,赵穗生现已成为美国外交思想库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著有《权力的设计:中华民国的宪法制定》(Power by Design: Constitution-Making in Nationalist China)、《东亚权争:从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到冷战后的区域多极化》(Power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From the Old Chinese World Order to the Post-Cold War Regional Multipolarity)、《中美关系转型:前景与战略互动》(China-US Relations Transformed: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中美在东北亚的竞争与合作》(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Northeast Asia)等10余部英文著作,发表论文50余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两国的未来及发展,亦波及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现任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美中合作中心主任的赵穗生教授,是世界知名的中美关系研究专家,他于1985年赴美留学后留居美国,在美工作和生活了三十余载。20世纪90年代他创办了《当代中国》期刊,该刊现已成为海外中国研究学界的权威刊物。赵教授既了解真实的中国,又了解真实的美国,对中美关系具有真知灼见。不久前,他应邀到中国讲学,笔者利用讲座的间隙对他进行了采访。

中美战略利益的冲突与重合

张梅:赵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请您通过有代表性的实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角度,谈一谈中美关系的变迁。

赵穗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到逐渐接触,然后建立起战略上的互动,在合作和竞争中不断发展这样一个过程。1949年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受冷战结构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在内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而美国把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认为共产主义——尤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美国的敌人,所以美国制定了一个所谓“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引下,中美20年间没有外交关系,处于两个对立的阵营中相互敌视。这个局面发生变化是在冷战后期,也就是说,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认为苏联的威胁比中国更大。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美国当时在越战中陷得很深,与中国恢复关系可以帮助美国从越战中抽身;而中国当时也需要走出孤立状态进入国际社会。在这种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开始恢复接触,最终在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访华之后,中美开始了艰难的建交谈判进程。这期间主要是国际因素,当然台湾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提出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对台断交、废约、撤军,美国承认一个中国。两国领导人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智慧和灵活性,最终克服了障碍,相互承认了对方的外交地位。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战略互利、相互需求基础上的。

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始终是上下波动,或者说是有上下波动周期的。这种周期的影响因素有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比如说,美国每4年或者8年就要换一个总统,经常是不同政党的轮换,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80年代初里根上台到冷战结束后,从里根到老布什,从老布什到克林顿,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是不同政党政治之间的轮换。还有一个因素是国际格局的影响。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冷战结束时,一些美国人认为他们在冷战中胜利了,击败了苏联,于是在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把中国作为敌手的声音。中美之间过去有一个大三角关系——所谓大三角关系,就是在冷战格局中,中美之间有战略利益上的重合。现在一些人认为这种重合消失了,所以,一些过去的共识,比如说台湾问题可以推后解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例如美日同盟)以及贸易赤字这样一些问题,在此之前由于两国战略利益上的重合和相互利益上的需求没有引起重视,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在90年代,台湾岛内的政治变化使得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还有所谓“人权”问题,中国的贸易地位问题,在进入WTO之前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还有双边问题(这是最主要的)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博弈、中美关系上下波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张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21世纪的中美关系,请您通过一些实例谈谈这一改变的过程及其对双边和多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赵穗生:21世纪以来,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中国开始上升,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崛起国家与相对衰落或者说守成大国之间会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冲突而导致战争的问题,很多双边性的问题变成在一个大的结构背景之下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奉行对华接触政策,现在有些美国人就开始“反思”:与中国接触是不是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因为当时美国推行对华接触政策也是出于自身的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中国进行贸易投资,然后中国就会出现现代化理论中所说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这样中美之间就会有一种共同的价值基础,就不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二是想把中国拉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这样一来,中国按照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崛起,就不会成为这种体系的挑战者,也不会挑战美国在这个体系上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两个假设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以来(并且中国崛起也显示出她的实力),受到一些美国学者(包括主流学者)的质疑,认为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这一意愿,出现他们想看到的自由化、西方化或者民主化,中国走的是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之路。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日益强势,甚至于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存在,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自由化也没有达到美国所希望的程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很多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在奥巴马的第二届任期中已经是日益明显,例如在贸易赤字、南海、东海、“人权”等问题上。另外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上,美国要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上台后即宣布退出),中国要搞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这也是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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