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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日志》

2016-12-07 09:04:58 《红旗文稿》 任仲然

  2016年的暮春,我来到河南的林州市(原林县),在红旗渠干部学院驻留了3天2夜,追寻半个世纪前与水有关的那段往事。薄雾晨曦,站在林州东山腰上一眼望去,南面的殷墟古都如梦如幻,西面的太行山绿装浓抹,名扬中外的红旗渠就在峻岭之中。

  以今天的视角看,红旗渠是诗篇和画卷;但若回到当年,红旗渠则是悲壮和牺牲。几天里,看了很多、听了很多、想了很多,希望能找出深藏其中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品质,以不辜负渐行渐远的峥嵘岁月和为此流汗流血的几十万林县人民。

  将要离开林州的那个夜晚,我找到一本厚厚的内部资料--《红旗渠日志》。这本日志,从1960年1月16日到1966年10月13日,7年里有时天天记,有时隔数天记,有的日子记几千字,有的日子仅记十来个字。个别地方由于字迹无法辨认,不得不用空白小方框代替。

  捧起这本日志,我一夜没有放下,第二天接着读,第三天继续读。阅读中,感慨万千,领悟颇多,内心充满了对那段历史的敬畏,对群众力量的敬意,对共产党的敬仰。

  

  1959年一场大旱,河渠断流,水库干涸,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跨省寻找水源。800多年前,姓谢的知县带领林县百姓修了一条仅有1尺宽的小水渠,当地人感激不尽,为其建了“谢公祠”。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群众修了一条“抗日渠”,至今传为佳话。1959年一场大旱降临林县,前几年新建的几座水库都见底了。收完麦子后,杨贵和他的同事们翻山越岭找水源。那时的调查研究实在是深入细致,他们披荆斩棘,风餐露宿,本县境内找不到,就到邻县找,省内找不到,就到省外去找,不达目的不罢休。终于在进入山西省几十公里时,发现这里是引漳河水到林县的最佳位置。

  陶鲁笳在太原听取林县的汇报,山西省委决定支持林县跨省引水。1960年1月16日,红旗渠的首篇日志只记了一件事:“林县人民委员会正式向新乡专署和省人委写了‘引漳入林’工程的请示报告。”第二天的日志上写道:“以河南省委的名义向山西省委去了信,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又以个人名义向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书记处书记王谦去了信。”1月27日,也是1959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林县农工部部长王才书和县水利局副局长石玉杰到太原,向山西省委提出在平顺县筑坝开渠引水的请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后,同意从山西境内引水。用日志中的话说:“至此,揭开了‘引漳入林’的序幕。”

  1960年元宵节那天,林县3万多民工上工地,“引漳入林”工程高调开工。196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四,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广播誓师大会,40余万人参加收听。“一声令下,山峰摇撼,大地沸腾,当天夜里,全县便轰动起来了。”第二天是元宵节,3万多修渠大军陆续到达工地。工地总指挥部提出5点要求:一要做好物资供应,保证民工生活;二要大搞突击,搞好上渠公路;三要做好工程分段工作;四要搞好劳动定额,五要加强民工思想领导和安全教育。接下来,工程真刀真枪干了起来。

  党委扩大会议及时调整工程部署。誓师开工虽然热闹,但起初还是搞人海战术,打了一阵子乱仗。热火朝天干了20来天,暴露出效率低、质量差、安全事故多等各种问题。杨贵及时在盘阳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立即找见渠底平线,然后往里挖”,“大搞工具改革”,“领导少,线路长,可采取分段突击的方法”,“以不计划渠内过船的打算”,“6公尺高的洞可分别改为4公尺”,“放炮大量运用代用品,如食盐、牛粪等”。杨贵在会议上提出把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与会者一致同意。

  省委、地委的领导们来了,记者们也来了:“这工程真要气死拍电影的”。3月8日,“今日晴空万里,春光四射,人们感到格外清晰凉爽。”“中午过后两辆小汽车沿着林平公路过来了,这是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同志带领的省委、地委、《河南日报》社龚总编辑和十多位记者,以及县委办公室同志一同来工地进行参观。”“记者们相互谈说着这工程真是十分险峻呀!你看民工们腰系绳索在这半山崖有多么危险呀!”“接着不知那位记者这样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工程真要气死拍电影的。”红旗渠开工不到一个月,即得到了省委、地委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各路记者的热切关注。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来推动红旗渠建设,这是很管用的一招。

  红旗渠动工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人民公社的威力”的电影。记得小时候看纪录片《红旗渠》特别兴奋,觉得河南人真的了不得,在太行山上修出一条红旗渠,改变了干旱缺水的贫困面貌。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拍纪录片几乎是天大的事,这件事极大鼓舞了民工们的志气。3月19日,“今天午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技师赵华和程中义二位来到了工地。”“赵华同志说:民工干劲很大,工程真是十分险要,这真是人民公社的威力。所以我们从今日起要从红旗渠工地摄影一部‘人民公社的威力’的电影。喜讯迅速传播,全工地民工为迎接摄制电影到来,展开了冲天干劲。”如今真得感谢拍电影的同志们。

  当年的《红旗渠》是怎么拍出来的?“三点钟的光线最好”。3月26日,“上午10时,前来参加拍摄电影的有: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书记处书记李运宝、李贵、秦太生、秦志华、周绍先和李英武副县长……”“午饭过后,根据电影厂同志的提议,‘三点钟光线最好’这是拍摄的好机会,镜头已选好,要求参加拍摄的同志按时到来。”“队伍排好后,大家万分高兴,个个拿着钢钎、老锤,在阳光的照射下,红旗飘飘。”“这时候一声号令:注意啦,现在即要开始了。”“最前面的杨书记两手大摇大摆,脚抬得高高的,一步紧接着一步走得劲挺大,后边李书记、秦书记、周书记一个赛似一个。”上述文字记录了《红旗渠》电影拍摄的细节,有激动人心的宏大场景,也有事先设计好的“摆拍”,还有大家的喜悦心情,当年的纪录片就是这样拍出来的。

  上海影片厂来工地拍电影,当日工地上有两名民工光荣牺牲。前面的日志写的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拍电影,这次记录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电影,场面规模相对小一些,重点放在了“12姐妹”的宣传上。8月8日,“12姐妹在半山腰抡锤打钎,其余同志都准备掀石头,个个都是劲头冲天。”“一声哨响,接着号声长鸣、钎声、掀石声、满山掀起了灰尘满天征服自然的景象,不多时哨声又响,大家停止,这个集体镜头即算完成了。接着又照了12姐妹和领导人的‘镜头’。”就在同一天,发生两起死亡事故。“任村分指挥部杓铺大队冯胡德背石头300余斤,从坝上过去而闷倒坝下河中,光荣牺牲。”“泽下西泽下村刘旺生,因人行空运线未使绳捆住,结果空运线一断,摔到山下50余米高的下边,也光荣牺牲。”从这两起事故可以感觉到,当时民工的劳动强度和危险程度都非常大,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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