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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用典》中的治国思想精蕴

2016-11-23 14:06:36 《人民论坛》 叶自成

总书记文风与用典为何成为时尚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中,大量引用中国历史经典中的名篇名句,并形成了独具特点的个人风格。无论是在国内谈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还是在国事访问中表述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立场,习近平总能从诸子百家和历代文豪政治家的经典中,旁征博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恰到好处和鲜明地表达中国人的思想、立场,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让人爱听、爱读,而且给人以启迪。

  由于笔者持续关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平时也特别注意收集整理习近平所用过的经典文献,从中了解习近平总书记研习中国经典的精华,久而久之,日积月累,这一方面的材料越来越多,不免生出一种愿望,如果有人把习近平总书记使用经典的情况进行汇编整理,会更加方便人们学习领会。所以,当收到《习近平用典》一书时,不禁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

  由人民日报评论部编撰的《习近平用典》一书,收集和整理了习近平引用的134处经典,其中大部分是十八大后引用过的经典,也包括部分习近平2006~2007年间在浙江工作时所引用过的经典,最早的资料是1992年间在福建工作时的用典情况。

  《习近平用典》一书,根据习近平用典的内容,分为《敬民》、《为政》、《立德》、《修身》、《笃行》、《劝学》、《任贤》、《天下》、《廉政》、《信念》、《创新》、《法治》、《辩证》十三个部分,共134篇。每部分少则七八篇,多则十四五篇。每篇包括引语、解读、原典和释义四个内容,文字简约,用词精湛,恰到好处,既能从中看出习近平用典的主要意义,也能了解原典的来龙去脉和历史背景,可以帮助人们熟悉和了解习近平的思想。

  在这些引用的经典中,从著作来看,既有一般读者耳熟能详的《论语》、《老子》、《孟子》、《韩非子》、《荀子》等名著,也有许多人不熟悉的《官箴》、《周官辨非》、《仿连珠》;从作者来看,既有孔子、老子等大思想家,也有许多人不太熟悉的杜荀鹤、万斯大、吴兢、唐甄、吕本中、王粲等人;从时间来看,涵盖了上自西周、春秋战国,下至清、民国、新中国的各个时期。当然,从习近平用典的内容来看,他引用最多的,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经典,尤其以道儒法三家的内容为多。全书选编的134处经典引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占54篇,其中孔子9篇、老子6篇、礼记6篇、孟子4篇、韩非子4篇、周易4篇、荀子3篇、左丘明3篇、《管子》3篇、庄子2篇、晏子2篇、《尚书》2篇,墨子、吕不韦、孙子、尸子、尹文子、《黄帝内经》各1篇。

  除此之外,从习近平用典的情况也能看出一些他个人的阅读偏好,比如除孔子外,苏轼是习近平引用经典最多的名人,全书有6处之多,与老子相同。习近平不仅引用苏诗苏词,也引用他的思想,比如“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人们引用经典,或是引经据典加强自己的思想论证,或是引名人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易被大家所接受,或是经典名句的语言清新隽永而使其文风活泼,或引民间格言而使其内容深入浅出为人们所记诵。这些当然都是习近平用典的风格和效果。习近平频频引用经典,为中国政坛带来习习清风,一改严肃、呆板、官腔气十足的官风官气,大大拉近了他与民众的距离,他的讲话也因此为民众所喜爱,他的文风也成为一种时尚。

  习近平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思想是与其治国理政的实践紧密相联的。因此,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习近平用典与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可以从习近平用典与中国思想主体性、习近平用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习近平用典与培育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性三个方面来分析。

  习近平用典与中国思想主体性

  有些人常言必称古希腊罗马,或言必称马列,不能说古希腊罗马和马列不好,但如果外来的好东西不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国情结合,就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一定要形成自身思想的主体性。习近平用典的历史意义,只有放到中国历史文化大变迁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得更清楚。

  中国的历史文化,到近代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社会的变化和国内变革的需要,中华民族的精英,不得不重新反思中国的文化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引进外来思想,以图民族自救和国家振兴。自1840年到20世纪,中国几乎学遍了世界上所有被认为可学的国家,引进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主要思想,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也是空前绝后的。中国文化也在这一大背景下,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这就是从晚清的以夏变夷到学习西方,从维新时的中体西用到体用皆变,从五四时的体用、制度要变到更主要的是变革人的思想。

  在学西方的百多年中,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学西方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中国文化自信心全无,丧失了文化主体性。我们一会儿学日本,学德国,一会儿学苏俄,学美国,我们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何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何在?钱穆先生曾沉重地指出:“中国一百年来,经不起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把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扫荡一空,不仅军事、经济、政治都向外国学习,连文学艺术,甚至日常人生都要学外国。”因此,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必须回归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自体性、原创性。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既强调中国应继续学习一切外国的好经验好思想,也大力倡导应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国务党务活动中大量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实际上是在发起一场新的文化革新,旨在恢复中国思想的主体性、自体性、原创性。

  习近平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以及“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习近平用典所彰显的文化革新,与过去洋务派的体用论不同,与维新派的制度全变论不同,也与五四之后的以外来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论不同。习近平主张,无论中外,也无论古今,只要好的、适合中国的,适合现代的,都可以采用借鉴,该厚则厚,该薄则薄,中国的好思想可以为体,外国的好思想也可以为体,古人的好思想可以为体,今天的现代的好思想也可以为体,彻底打破了过去的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两分观点,也打破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两分,充分表现出习近平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所以,习近平用典,是建设中国文化强国的需要,也是中国百多年来学西方的思想文化发展内在的逻辑需要。

  习近平用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文化上就是实现中国的文化强国梦,要实现文化强国,就必须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可是,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泥沙俱下,如何继承、如何立足?因此,习近平用典,只有放到秦汉之后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大背景之中,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它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进入春秋战国之后,先后出现了管子、老子、孔子、孙子、墨子、荀子、孟子、韩非子、商子等大思想家,并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等不同的学派,把中华文化推进到繁荣和鼎盛时期。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还是道儒法三家。从战国末期到晚清,中国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转型。

  其一,是法家思想大蜕变:从法治蜕变为人治。其二,是道家思想大蜕变:从无为而治蜕变为丛林思想。其三、是儒家思想大蜕变:从以道事君变为专制工具。总之,从战国晚期到晚清,中国的思想文化的转型是内生型的,其共同的突出问题,一是去精华化,三家的精华大多被抽掉了,因此三家的思想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停滞了;二是三家的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结合,但总体上是互相排斥的。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必须要打破原来的文化格局,对过去的历史文化进行大梳理大融合。习近平十八大后大量引用各家经典,对这种融合创新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提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所谓创造性的转化,关键在于继承什么、批判什么,在于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他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习近平一方面高度评价儒家思想,指出“有进步的合理的精华”,但也指出,“孔子思想既有唯心的,保守的一面”。不光是儒家,所有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搬照用。第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公平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家各派,打破各家各派的区隔,无论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都可以继承,不搞独尊。

  所以,习近平在十八大后大量用典,也是本着这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展开的。习近平用典常独辟蹊径,如王勃被大家所熟悉的是他的诗句“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但习近平却引用的他的法治思想“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是描写观赏庐山风景时的感受,但习近平引用此诗却在于希望人们换个眼光看问题,表达的是一种辩证思维。他引用的经典,反映了他对各家思想的梳理和批判性继承;他引用了各家各派的思想,把不同的思想巧妙地融合于一体;他以道儒法三家为主,但也广泛引用其他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思想;他引用的是几千年几百年以前的思想内容,反映和论证的都是当代的现实问题;他引用古人不是为了守旧,而是为了创新;他继承过去不是倒退,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这些都是习近平对中华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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