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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失落世界的守望者

2016-11-23 14:31:13 《新京报》 陈伟

  汉娜·阿伦特出生于德国,在1933年为逃避希勒特对犹太人的迫害,离开故土,曾作为无国籍者漂泊在异国他乡多年,最终她到达美国,在那里得以度过她生命的后来时光。她是20世纪声名卓著的政治思想家,因为她是女性,也更加引人注目。她的成名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她引起广泛争议的则是她参与纳粹战犯审判而撰写的长篇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过,哲学家们更喜欢她的《人的境况》。两年前,德国人拍摄了纪实性电影《阿伦特》,纪念她不凡的人生,向阿伦特致敬。这种“待遇”在政治思想家中,是不多见的。

  在今天中国,对阿伦特的兴趣与日俱增。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共阅读领域,阿伦特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据说阿伦特最初是作为海德格尔的情人被介绍给中国学人的。其实,阿伦特的爱情故事,并不比其他人的初恋更精彩。一方面,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马堡大学三十来岁的已婚教师海德格尔“激情思考”的魅力所折服。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青年阿伦特的才思迷倒了海德格尔。这段注定无果的恋情持续了不到一年,阿伦特在无限的惆怅中决定放手,转学至海德堡大学,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阿伦特多半已不再是浪漫师生恋中的大一女生,而是一位具有极大勇气和一流心智的政治思想家。

  阿伦特在中国的传播,与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和学习相连。然而,因为她的著作涉及对列宁革命的批评,对斯大林体制的严厉检讨,她的著作的译介就不免姗姗来迟。就在十年前,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只有台湾有中译。阿伦特著作的陆续翻译出版,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一个思想者只有在生命终结之时才停止思考

  阿伦特的著作,阅读起来不无难度。她的著作,很有些独特的地方。

  首先,阿伦特十分注重概念的区分和辨析。概念区分意在辨析不同的现象。无论是阿伦特的时代还是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概念的混用,这种混用与强权相结合,就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的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正是这种混用的写照。奥威尔还提到极权社会里热衷于不断制造“新话”(新的词语)。“新话”让人远离了现实,让人沉浸在迷醉状态中,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

  其二,阿伦特特别注重对人们生活中新现象的辨析。阿伦 特认为,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过去来比附新出现的事物,无视新现象真正的本质。比如说人们在暴政、僭主制的意义上去看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便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而阿伦特则用“极权主义”来描述二十世纪出现的新政体--纳粹政体以及与之相类、有着相同本质、旨在确立意识形态统治的政体。

  第三,阿伦特注重对政治经验的深度体悟。阿伦特反对实 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它们用抽象干瘪的数据、图表拉开了人们与现实政治经验的距离,让学者成了冷血动物。统计数字中的死亡人数,不如眼前的一巨尸体对人有震撼力。以社会科学家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希特勒与英雄人物发挥着相同的统治功能,具有相同的本质,而普通的公民彼此之间也没有独特性可言。

  最后,阿伦特的著作是不成体系的,往往不导向明确的结论。阿伦特曾经说:“如果我的记忆力足够好,我一个字都不会写。”她非常推崇苏格拉底,她自称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她思路展开过程的记录,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思想家。思考问题的方法,阿伦特称之为理解。阿伦特经常提到一个比喻,名为珀涅罗珀之网(a Penelope's web),意为一个人织网而第二天早上又把网拆开重新编织。思想活动正是如此,思想不是设计好了的有着明确起点与终点的连续剧。阿伦特在她的《精神生活》的卷首语引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述什么是思考。思考不会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会产生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一个思想者只有在他生命终结之时他才停止思考。

  在劳动动物充斥的现代世界,阿她提醒人们关注行动

  行动是实践生活中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阿伦特将行动同劳动和制作区分。“制作”是古希腊的术语,主要用于描述手工业活动。劳动、制作、行动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交换。人在劳动中受制于自然,劳动要不违农时。制作的特点是人按照目标或蓝图去创造有形物品,例如一张桌子,便是制作的结果。这个过程中人不是被动的,但他只是部分的获得了自由,其特点是有明确的目标和手段。制作活动的典型形象是古希腊的工匠,劳动的典型是种地的农民。

  行动则另有千秋。阿伦特著作中的行动概念,前后并不统一。有时指开启新局面、不可预先知道的举动,例如英雄壮举,有时指公共政治生活中公民的言行。在第二个意义上,行动与古希腊城邦政治相联系。参与广场上政治活动的公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像劳动那样受自然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像制作活动受目的和手段逻辑的支配。

  很多政治理论犯的错误,便是按照制作的逻辑去描述政治活动,以为从政就是要按图纸创造一个理想国度。第一个犯这个错误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柏拉图批评匠人营国,实际上他就是按照制作的逻辑来谈政治,他的思维正是匠人思维。在柏拉图那里,芸芸众生就是原材料,制作一个好的城邦,要去掉一些人,擦干画布。这就是制作者的逻辑。柏拉图批评行动,看不起公民之间意见的交换。柏拉图主张,意见是普通公民持有的,是无意义的,业余的,经不起推敲的,没有知识含量的,哲学家则不同,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走出,从“洞穴”中走出,时刻盯着真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没有讨论,没有公民大会,真理让讨论变得多余。柏拉图是城邦的敌人,阿伦特描述的政治生活以城邦生活为原型,现代人失去了这种生活。阿伦特讲的行动生活是自由人的活动,人是一个具有言说能力的动物,人应当被允许到公共论坛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声音需要被他人听到。阿伦特说:“政治生活中,没有真理,只有意见。”政治生活源于人的“多样性”这个事实,那就是“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多样的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政治行动要和行为相区分。行为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核心话 语,行为的特点是可以预期,而行动的特点是不可预期,人参与政治活动,我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做什么;人能够做出的不可预期的言和行的能力,被称为行动能力。而所谓行为,则是人经过长期的驯化(极权主义赤裸裸的强制,或现代社会无形的驯化)而成,比如说现代礼仪课程,便是致力于教你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它排除了任何自由发挥的东西。阿伦特说,行为主义兴起的危害不在于它的荒谬,而在于它符合现代社会的特点,人已变得可以预期。在现代世界,只有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才会有政治行动,行动是自由人的事情。

  行动不能孤立地发生,它是具有政治性的活动。劳动可以一个人去进行,制作可以一个人去完成,行动则需要他人的在场,需要他人的见证,行动者发言需要别人来聆听。人之所以言核心也是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阿伦特指出,在古希腊人眼里,一个人由家庭领域跨入公共领域是非常神圣的事,奴隶、妇女、外邦人没有这样做的资格。它又需要足够的勇气。行动出现在不同的行动者面前,行动者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一群人走到一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公共空间。阿伦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她说,一群人围坐在一起,中间会放一个桌子,桌子就好比公共空间,它联系着每一个人,又把他们彼此隔开,如果有一种魔法让桌子消失,我们就会感到困窘、尴尬。公共空间既是联系我们的东西,又是把我们彼此隔开的东西。而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正是通过各种途径破坏公共空间,实现其对个人绝对的宰制。

  极权社会不允许人们自由集会。为什么这么害怕自由集会呢?因为几个人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公共空间,形成共同行动的力量,这种共同行动的力量就是政治权力。按照阿伦特的思路,权力是一群人共同行动的能力。我们彼此是单独的人,由于围坐在一起而形成了公共空间,形成权力。政权的本质就是此种权力。阿伦特说,少数人形成的权力组织,可以控制一个规模极大的国家,因为他们拥有“共同行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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