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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巴迪欧的毛泽东情结

2016-11-23 14:09:56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张剑

  齐泽克、巴迪欧是当今西方左翼学界着名的理论家,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不妥协的反叛姿态与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历史的挪用相互映照,为各自艰涩的辩证法哲学提供了色彩艳丽的外观。当然,这种外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理论自身的动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助于拉康对于拓扑学中莫比乌斯带的诠释,齐泽克、巴迪欧这种立场鲜明的政治“左派”与他们横空出世的“激进”哲学,既不应该被简单的理解为一种外在的相加,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直接的综合,而是一种内在的、共生的“力”,由于这种“力”的内在激荡,才促成了他们各自在思想上的“流溢”。

  那么,毛泽东对二者又意味着什么呢?齐泽克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2007,Verso )写了一个长长的导言,在《为注定失败的事业一辩》(2008年第一版,2009年第二版)中再次专门论及毛泽东,这些都表现了毛泽东对其思想的影响。巴迪欧更是一个公开坦承的“毛派”,这不仅表现在他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所从事的政治实践,而且即使在《主体理论》-《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这些巴迪欧主要的代表作品中也总是显示出对这一声称的“忠诚”。那么,毛泽东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遥远东方的异域想象吗?毫不奇怪,在西方文化中,这一“想象”的维度总是会作为或浅或深的无意识而潜藏着,然而,对于齐泽克、巴迪欧这样将自身或多或少的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激进哲学家而言,毛泽东的意味远远不止于此。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也在哲学、文化上赋予他们以灵感,由此,他们或者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与自己思想的契合点(比如在齐泽克那里),或者找到了解决难以综合的对立面的节点(比如在巴迪欧那里)。

  毛泽东为什么在当今如此重要?

  许多人以为,毛泽东只是20世纪的风云人物,随着21世纪的降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毛泽东的时代已经逝去了,那个时代的思想与实践已经可以置于档案馆中了。但是,齐泽克、巴迪欧等人看到了我们当前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一致的思考路线。藉此,他们声称,我们当前的时代仍然需要毛泽东、需要从毛的思想与实践中得到滋养。

  第一,时代需要“一点精神”。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谈到艰苦奋斗的时候,曾经说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人们会说,我们不是已经身处“丰裕社会”、“消费社会”之中了吗?这种艰苦奋斗的论调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呢?还有更多的人看到,“丰裕社会”并没有阻止人们“物化”的脚步,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推向极致,被雇佣者(社会的绝大多数)不仅在身体上受制于雇佣者以及社会机制运行的“铁律”,而且愈来愈丧失掉“属灵”的一面,换言之,被雇佣者不仅在工作状态中处于“主奴辩证法”的“奴隶”一面,而且,在消费活动这个所谓的体现人之“主体性”的时刻,也仍然是各种商业广告宣传和流行时尚的“奴隶”,“人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得到了最为彻底的体现。但是,人们不是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深受其害,而是“明明知道,却依然为之”,这也是齐泽克所谓的拜物教的“犬儒主义”阶段。人们不再是努力挣脱“异化”的反叛者,而愈来愈沉沦于对这种“异化”的享受中,并给它蒙上一层自嘲的、戏谑的面纱,以使得它那狰狞恐怖的“死亡之面”在轮廓与色彩上看起来都更柔和些。这个时代也是巴迪欧称之为“民主主义-虚无主义”的时代,时代所倡导的“多元”、“民主”、“自由”愈来愈沦落到虚无主义的空洞之中。当然,对时代的批判决不能以否认它的进步为前提、决不能褪化为自怨自艾的乡愁,左翼激进哲学对现时代的批判应该以《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评价为参照,在那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捕获了在欧洲上方徘徊的“共产主义幽灵”,现时代左翼激进哲学重提“共产主义观念”或者“假设”,这是一种“再造”,也是一种“重生”。所以,时代需要的那一点“精神”就在此时此刻的召唤中。

  第二,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需要“新”的创造。1968年风暴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浪潮绵延不绝--发达国家的反体制运动、发展中国家反抗发达国家的运动、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运动(“占领运动”)……但左翼激进哲学却发现这些“运动”都没有“革”资本主义的“命”,而是愈来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同谋,以至于他们提出了“反抗即是投降”的论调。的确,人们不得不承认,现实中,这些运动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全球资本主义的自调节机制所“化解”。左翼所依赖的理论资源处于几乎被耗尽的边缘,所谓的“被耗尽”即是说,他们在对左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诸如此类)和反抗运动的阐释与发掘上所做的工作渐趋“饱和”,思想与实践上的密度渐趋稀薄,在这种情况下,巴迪欧、齐泽克重新发现了毛泽东(与此同时,齐泽克还重新发现了列宁),其理论着作与政治实践在二者的学术思想中被重新定位,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过度阐释,从而产生出一些“新”的创造,以适应于当前的斗争形势。所谓的“新”,在巴迪欧那里被表述为“事件”。有些东西以“新”的面貌出现,其思想前提与运行逻辑却是“旧的”,而有的东西看似是“旧”的,但其思想前提与运行逻辑却是“新的”,我们说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特性可归之于后者(具体阐释见下文)。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党政治需要创新。从前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来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党政治如何常保青春活力、如何避免执政的共产党褪化为“官僚资产阶级”?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如何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怪圈)。巴迪欧、齐泽克等看到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那种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生命力,同时,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群众运动中,对于政党政治惊世骇俗的革新一直到现时代还依然具有启示意义,这一切都值得他们进行深入的检讨。所以,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是他们灵感的源泉之一,在实践上也走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而“理论”与“实践”在毛泽东那里根本就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路线都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毛泽东用群众运动补充了党派政治,从拉康派的精神分析视角来看,前者成为了真正的“在你之中而又溢出你之外”的对象,其群众运动中的“动能”或“力”之理论资源与实践意义远未耗尽,这也正是现时代的政党政治创新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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