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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未来

2016-11-23 14:03:17 《国外理论动态》 诺贝托·博比奥

  我受邀以民主的未来为题写一篇论文,这一主题充满了无法预料的困难,我将以两段引言作为开始。在黑格尔为柏林大学所做的关于历史哲学的一些讲座中,面对一个学生向他提出的“是否应当将美国看作一个未来的国家”这一问题时,黑格尔显然被激怒了,他回答道:“预见一个未来的国家( 此处与美国无关) 不是一个哲学家的事情……哲学中我所关心的是,什么是当前的和永恒的--简言之就是理性(reason)。这已足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末,马克斯·韦伯在给慕尼黑大学的学生所做的题为“作为职业的科学”的讲座中,大量听众坚持追问他对德国未来的观点,他回应道:“预言家和政治煽动家不属于学术的平台。”

  即便不倾向于接受黑格尔和韦伯论证方式的人们,以及将其看作没有说服力的借口的人们都必须承认,预言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预知未来的困难也来自如下事实:所有人都将自己的各种期望与忧虑投映到未来当中,然而,历史的进程与我们的关注无关,这一过程是由无数微小的人类行为塑造的,而这些无智识但却强大的人类行为能够综合成一种概括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会由于太抽象而不可信。因此,思想家们关于世界进程的各种预言最终几乎总是错误的,尤其是一部分人相信并将继续相信一种全新和可靠的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的各种预言是错误的。

  我的观点简述如下:如果你问我民主是否有未来,或者假设有的话,将是什么样?那么,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不知道。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纯粹地对各种民主政体现状的考察,为回应黑格尔,我们停下来去做这项研究。如果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推断出关于这些政体进步(或倒退) 的一种趋势,从而试图对其未来作出一个审慎的预测,那就更好了。

  最狭义的民主

  我的前提仅仅是一种关于民主讨论的有意义的方式,作为一个不同于所有形式的专制统治的民主,在这一前提下很可能把一系列规则视为其(主要的或基本的)特征,这一系列规则规定谁有权做集体决策以及适用哪些程序。每一个社会组织做集体决策时必须受其所有成员的约束,以确保它在内部和外部的生存,尽管各种集体决策是由单个个人作出的(这种组织不决定任何事情)。结果,为人们所认可而成为集体决策的个体(一个人、几个人、许多人、所有人)所做的决策,有必要在各种规则(不管是成文法还是习惯法)的基础上作出,这些规则规定谁有权在受一个组织所有成员约束的情况下做各种决策,以及适用哪些程序。就人们响应号召参与到(或相互协作)集体决策中这一方面来说,民主以将这一权力(由基本法宪法授予,变成一种权利)授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为特征。我意识到“大多数”一词是模糊不清的。但是,除去政治声明是出自“几乎”和“大部分”领域这一事实,说它“全部”(all)就是错误的,因为即使在最理想的民主体系中,人们也只能在达到特定年龄时才能参与选举。“完全统治”(omnicracy)或统治权掌握在每个人手中,是一种理想的上限。在开始讨论民主不可能按照一种抽象的原则创建--即讨论民主不考虑历史环境和做判断时所需的衡量标准--之前,一些人肯定就已经有了投票权。所以要说的是,一个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的社会比一个只有财产所有者才享有选举权的社会更加民主,但它不比一个女性也享有选举权的社会更民主。上个世纪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个持续的民主化进程,这意味着授予选举权的国家稳步增多了。

  关于达成各种决议的方式,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多数原则,换言之,就是根据集体决策的原则,如果决策得到至少是组织中那些委以决策权的多数人的批准,就意味着受整个组织的约束。如果一个多数决议是有效的,那么一个得到一致同意的决议更是有效的。一致同意只有在受限制或同质性的组织中才可能,并且只在两个极端和完全相对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或者当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时,每个参与者都享有否决权; 或者当遇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决策时,某些不表达否定意见的人默许(心照不宣地默认同意的情况)。自然,只有当两个人做决定时才需要一致同意。这就将真正同意的决策与根据法律所做的决策(通常仅涉及多数同意)清楚地区别开来了。

  此外,即使像我所采用的最狭义的民主概念,不仅仅要求在集体决策中授予大多数公民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权利,也不止要求像多数原则一样的程序性规则的存在(或极端情形下的一致同意)。它还涉及第三种情形,也就是必须给那些被召集做各种决策的人们或去选举决策人的人们提供真实的选项,并且他们能够在这些选项之间作出选择。关于这一条件,人们要意识到,那些被召集做各种决策的人们所谓的各项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言论、表达、演讲、集会、结社等权利。这些自由主义国家初期就设立的各项权利,促进了完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学说的产生,国家不但要根据法律来行使权力,而且要在一定限度内行使,这一限度来自对那些所谓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在宪法上的认可。不管这些权利的哲学根基是什么,它们是主要的程序机制适当运作的必要前提,而民主体制就是以这些机制为特征的。授予这些权利的宪法规范本身不是游戏规则:它们是允许游戏发生的基本规则。

  由此得出,自由主义国家不但是民主国家的历史前提,也是其法律前提。自由主义国家与民主国家是相互依存的:如果自由主义提供了适当行使民主权力所必需的自由,那么民主则保障了这些基本自由的存续。换言之,一个非自由主义国家似乎不能保证民主的适当运作,相反,一个非民主的国家似乎也不能捍卫那些基本自由。当自由主义国家与民主国家结合起来,这一事实则提供了这种相互依存的历史证明。

  理想与残酷的现实

  概括了这些基本原则之后,现在我开始准备思考这个备受争议的主题,并对民主的现状给出一些评论。我们正面临的是一个通常在“民主的转型”这一标题下讨论的话题。关于民主转型的所有文章集合在一起可能会塞满一个图书馆。但是,“转型”一词过于模糊,以至于它允许各种激烈的不同观点。对于右派来说[例如我所知的帕累托的《民主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cy)一书,帕累托是哀叹文明危机这一长期和持续传统的创始人],民主转变成一种不完全的无政府主义的政体,它终将带来国家的瓦解。对于左派来说[我正想到一本像J.阿格诺里(J.Agnoli)写的《民主的转型》(Die Transformation der Demokratie)那样的书,以对“议会外”的批判为典型],议会民主正逐渐转变成专制政体。反映民主的各种理想与“实际的民主现状”(我用这样的措辞与当人们谈论“实际的社会主义现状”意义相同)两者之间的鸿沟对于实现我们的目标更为有用,我相信,这胜于把注意力放在转型的概念上。某人的一次演讲让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以一种高尚而又理想的方式设想的东西往往会变成残酷的现实。因而,罗马源自希腊,俄国革命源自俄国启蒙运动。”这句话出自帕斯捷尔纳克( BorisLeonidovich Pasternak)小说中的人物戈登之口,他是日瓦戈医生的朋友。按照相似的方式,我愿意补充,洛克、卢梭、托克维尔、边沁或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转变成了一系列……的行动(你可以把任何你认为合适的名字加进去--你将很容易发现不止一个) 。确切地说,在此谈论的是那些“残酷的现实”,而非那些被设想成是怀有“高尚的、崇高的理想”;或者,换种方式来说,在此谈论的是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我将挑选这些破碎的承诺中的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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