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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民粹派失败的教训

2017-03-14 15:08:47 《南京大学学报》

  一

  民粹主义作为俄国近代史上的一种社会思潮,从它最后在俄国思想界消失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但是,对这种思潮的研究,至今仍然是历史学和哲学的重要课题。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民粹主义思潮曾在近代俄国思想界流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并且产生过现实的运动,它给近代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其次,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和由它指导的运动是具有世界史性的现象,并且它和中国革命也曾发生过某种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著述中找到根据。

  马克思是于1881年2月至3月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谈到俄国的民粹主义的。在这之前,俄国著名的民粹主义者查苏利奇写信给在伦敦的马克思,请求他回答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基地上能否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收到来信以后,随即研读了俄国资产阶级作家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及其后果》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写了复信草稿。这个草稿共分四个部分。正式复信时,马克思只将草稿的第四部分抄给了查苏利奇,因而正式复信很短。马克思没有直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只是说:“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之所以会这样,也许是马克思认为,他当时不便于公开谈论他对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所作的探讨。那么,马克思在复信草稿中所作的较为详细的探讨是什么呢?他认为,民粹派所重视的俄国农村公社绝不是查苏利奇所说的是俄国特有的现象,也不是许多资产阶级著作家们所认为的是东方特有的现象,它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性的现象。马克思说:“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在马克思看来,原生形态就必然向次生的形态过渡。这里,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形态的类型学方面提出了按原生态与生态来划分全世界历史的新构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出了关于世界历史的、发生于全人类范围内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学说的梗概。他们特别提到了“古代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花近25年的辛勤劳作专门研究了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按列宁的话来说即“商品经济体系”后,马克思在晚年又详细地研究了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材料,把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的社会形态理解为“商品经济体系”为主的形态,而在此之前的形态称为原生态。实质上,在草稿中,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分成以产品交换、产品经济体系为主的形态与以商品交换、商品经济体系为主的形态。社会再向后发展,其经济形态会是什么,马克思在草稿中没有继续讲下去。当然,人们可以了解到,社会在经过辩证的否定之后,又会出现更高基础上的产品经济体系的形态。正是基于上述新的构想,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作为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现代的形式,既同古代的原生态中其他依次更替的阶段,如奴隶占有制、封建占有制相对立,又同商品经济形态相对立,从而是两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界限与连接点。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与摩尔根对原生社会制度的未来命运的截然相反的估计作了辩证的综合。他不同意前者关于公社结构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瓦解的“现实主义”;也不同意后者关于古代氏族的自由、博爱和平等的状况会在将来复兴的“浪漫主义”。他认为农村公社在经济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生产客观条件呆滞的早期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是具有活力的私有制。这种固有的两重性就成为巨大生命力的源泉,公社注定会在内部矛盾的作用下失去稳固性。如果俄国革命是由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造成的,“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他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马克思从理论上广泛地探讨了查苏利奇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把俄国19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的状况创造性地纳入了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轨道,对人类历史上发展的整体性、全球性和多样性作了充分的估计,并描画了落后的农业经济结构将来发展的轮廓。因而,研究民粹主义,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它要求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仍旧停留在产品经济体系中的作为仅仅具有呆滞的集体所有制即公有制的社会,它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结合条件究竟是什么,用什么经济形式保证它的自由发展,离开了商品经济的公有制,社会主义能否长久存在?

  马克思的上述草稿是否被列宁得知,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加以证明,但是列宁对这个问题是作了深刻的研究的。他的研究不仅涉及俄国,还涉及中国社会。1912年7月,他在《涅瓦明星报》上以弗拉·伊林的笔名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同俄国民主派资产阶级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作为先进的中国人,孙中山努力从欧美吸收解放中国的思想。但在欧美,当时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如何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只是主观社会主义者吗?因为他们只知道封建制度仅与“不动产”即土地的地主占有制相关联,从而提出的纲领“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想用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他们忘掉了“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恰恰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铲除封建主义的。因此,“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列宁把希望寄托在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同时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身上,他预言中国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这样,在今天研究民粹主义就又有了另一层任务:考察主观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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