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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福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制度要求

2018-01-26 15:43:25 中国社会科学网 韩福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地方政府创新扩散模式研究”(14BZZ049)

作者简介:韩福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上海200433。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明确地提出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具体指向。

在此指向下的基本制度框架,则包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1〕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层面上新时代的制度规定。但这些制度规定,需要具体的可落实的社会治理形态来进行承接,这就对中国社会治理形态赋予了“结构性营造”的切实任务。

换句话说,如果相对应20年前市场经济建设所带来的权力结构的营造任务而言,现在的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能否顺利进行,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础是否能“做实”,也进而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顺利发展和有序演化。

政治发展文献一直是具有不同的解释和观点,但可以预料,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形态变化,新的一轮前所未有的中国改革进程,将大幅度地冲击和改变中国的政治发展结构。在社会即将发生大的转变的时刻,清醒的人们不能一头扎入纷繁的具体事务之中,既不能以世界政治发展的规律来简单地框定中国政治发展的细节,更不能过度地夸大我们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滞后性,否则就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轻轻松松”完成,可以文字上的“敲锣打鼓”来实现的错误,而是应冷静地思考这一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制度要求,这一社会变动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结构的反应和治理结构的要求。

当下以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需要根据这一要求,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治理形态,进行何种路径上的结构性营造。这与20年前提出的中国权力结构的营造〔2〕,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路径和指向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三个逻辑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3〕因此,中国政治发展的治理结构的营造,需要基于以上三个逻辑,来实现三个层面上的营造目标——“政党有效治理国家、政府依法履行职能、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一个现代化中的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这是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的总结,但其逻辑的依据是“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4〕反过来说,如果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无法把群众的支持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那么政治体系的“安定”就无法实现。

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结构中,虽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不能与三个结构性营造的目标一一简单地对应,但是一个基本的解释是:政党的领导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的逻辑,这构成了执政合法性建构的基本依据,它需要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也是历史发展所需,也是其执政的重要基础;而现代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则需要现代政府必须依照“法治”和“规章”进行管理,提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有效政策资源;社会自身结构的营造,要采取“自治”和“共治”的协商民主路径,实现各个阶层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三个逻辑的统一,决定着能否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5〕

事实上,也没有一个制度能照搬成功,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的实践也带来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因为中国不是前苏联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制度照搬”不是一个意愿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事实上“无法落地”的问题。作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6〕的拿破仑也无法将法国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但是,毫无疑问,制度的具体程序、方法、技术和实践案例,是解决中西民主争论的最好方式。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中轴性制度能否落地,以及如何落地的问题。这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能否统一理论逻辑的关键点。它既要坚持民主的逻辑,还要实现党对国家有效治理的归宿,又要体现社会自治和共治的演化诉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就构成了一个制度建设的中轴性规则体系。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需要的是对治理形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营造。仅作局部的治理结构的调整己不能解决问题,各项局部的治理结构的调整目前已经累积起来,需要有更为宏观的结构性营造来将它们“捏成一体”。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落差不断增加,导致了民众的不满甚至怨恨,就会带来无法遏制的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造成中国40年来一直追求的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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