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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价值、要素和构成体系

2018-01-16 15:36:05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宋雄伟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方式,作为人民民主重要形式和制度的协商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政治制度、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中。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要坚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新的起点上,笔者意在廓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要素和构成体系,为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提供理论支撑。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出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强调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要坚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新的起点上,笔者意在廓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要素和构成体系,为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提供理论支撑。

对于如何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以下几种认识:第一种观点是“形式说”,认为协商民主的提出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不能对于中国现存的政治生态起到任何作用,单纯地认为是一种政治话语和形式;第二种观点是“政协说”,认为协商民主的提出仅仅是与人民政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把协商等同于政协;第三种观点是“替代说”,认为协商民主可以取代选举民主,认为选举民主不适合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期望以协商民主的方式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第四种观点是“西方说”,认为协商民主仍是西方民主模式的复制,是舶来品,只适应于西方,不适应于中国。以上四种误读的出现与中国协商民主的价值、要素和构成体系的认识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笔者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一种追求人民民主的价值诉求,是建立在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理论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实践基础上的;执政党主动推动国家政权机关、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并使基于权利和理性的自由平等的公众通过制度化集体与个体的反思、对话、讨论、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西方政治学和民主理论中兴起的一个概念,受到了哈贝马斯、吉登斯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和阐述。对西方研究协商民主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我们可以得出:(1)西方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的补充和完善,而非否定,选举民主仍是西方政治家、政党和选民最看重的民主形式;(2)作为一种政治过程,经过公民理性、审慎、平等地对话和交流,在集体做出决定之前倾听和表达观点;(3)作为一种政治结果,通过观点不受限制地沟通,从而改变公民的立场、判断和偏好;(4)作为一种微观层次的制度安排,通过在现有权力架构下构建规范化的公民利益和诉求表达渠道和路径;(5)作为一种技术手段,通过创造不同的技术方法,标准化的组织公共协商程序进而最大限度保证协商过程中的理性、包容、真实和有效。

在研究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理论界和实践者结合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和特点,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的创新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这是中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追求民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懈努力,是探索表达公民公共意志制度建设的重要尝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在继承中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十八大以来,党对协商民主不仅有诸多系统性的理论创新,更有丰富的实践探索,提出“六个坚持”和“七大渠道”,这为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行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构建中国民主政治话语体系。与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一种在民主理论基本原则(政治平等、大众参与、防止多数暴政、审慎讨论)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协商民主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之中,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围绕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展开,同时还注重维护个人正当利益和民主诉求,彰显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第三,促进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稳定。政治现代化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权威的合理化,政治参与的扩展,以及理性的合理化和结构分化等。协商民主提供了进一步巩固执政党以及政府权威合法性的机会,形成了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背景下维持政治稳定的黏合剂。第四,实现政府“善治”。规范和建构现代公共行政,制约行政权力,形成理性、公平、合理和有效的公共治理体制。治理模式在各个国家有多种表现形式,但终极目标大体相似,即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实现“善治”。第五,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新时代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协商民主有利于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形成“群体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1]发展健康民主社会在实践中所需要的政治文化,促成宽容、理解、对话、倾听和理性的民主氛围,推动协商民主运行中的整体性秩序,既可以缓解或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又可以培育社会公众的协商品质和协商能力。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要素

要素是指构成一个客观事物的存在并维持其运动的必要的最小单位,是构成事物必不可少的因素,又是组成系统的基本单元,是系统产生、变化、发展的动因。陈家刚认为,协商民主主要包括协商参与者、偏好及其转换、讨论与协商、公共利益、共识等基本要素。[2]张书林则从协商民主的运作过程分析,认为协商民主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众多的参与者、参与者的认识与看法、广泛深入的协商、协商所指向的共同利益、协商最后达成的共识。[3]陈映霞认为包括协商的主体、协商的主题、协商的程序或过程以及协商的结果这四个基本的要素。[4]不难发现,学者们在将协商民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探讨中所指向的要素内容具有极高的相似性。笔者进一步探讨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下的协商民主要素,概括为领导核心、重要渠道、文化基础、组织基础、现实基础、重要原则和发展灵魂。

第一,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基本方略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从现代国家制度建构的角度讲,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主体是政党,目的是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和制度化。中国共产党从领导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直努力将团结与人民民主有机地统一起来,领导和团结各方力量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领导核心作用。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立全国的、地方的、基层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探索和尝试。200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开始着手完善该制度。2007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确认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概念。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动协商民主建设从民主形式上升为民主制度。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的出台,进一步突出了通过推进协商民主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

第二,重要渠道:人民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是政治协商与生俱来,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人民政协地位、作用和功能发挥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主要元素,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联系各党派、人民团体、社会各界和少数民族等群众的优势,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平台行使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职能,在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政治协商坚持求同存异,蕴含着合作、参与、对话、妥协、包容的精神,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表达各种利益诉求。社会各界就国家大政方针、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等,在决策前和决策中进行充分、民主、平等、真诚的协商讨论。坚持多数与少数相统一,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既听取一致的、支持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从而较全面地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同时,人民政协制度的建立渐渐形成了体现协商性的政治文化,并内化在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知和评价之中,同时又经由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强化了政治参与者及民众对协商性和合作性政治架构的认可和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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