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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史(1958-2008)》

2018-03-16 16:38:45 光明网 黄雅兰

原标题:电视•社会•人——评《中国电视史(1958-2008)》

在过去的十年,无论从信息功能还是产业价值来看,电视的优势地位都正拱手让与互联网。根据《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7)》,“在技术与资本双重加持下的互联网媒体,坐上了市场头把交椅”,“电视广告市场也出现明显的萎缩”。在这一背景下,对曾盛极一时的电视媒介的萌芽、发展和流变的轨迹加以记录,并对这一轨迹背后的“大历史”和“大社会”的深层演进逻辑进行探索,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下的媒介技术更迭,而且能够通过媒介的历史变迁管窥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中人的关键作用。常江博士的《中国电视史(1958-2008)》(下文简称《电视史》)便是这样一部打通了媒介、社会与人的厚重历史著作。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新闻史或传媒史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有着深厚的积淀,关于电视史的出版物也不在少数:除却郭镇之教授的《中国电视史》,还有大量新闻史或广播电视史领域的论文、专著与编著也共同勾勒出中国电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那么,在史料已非常丰富情况下,重修中国电视史是否还有必要?柯林武德给出了答案:所有历史学都是对其研究主题直至此刻所取得进步的阶段性报告,“每个新的时代都必须以其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 此外,回首过往的新闻史或广播电视史著作,不少仅仅以编年体例对历史上重要的媒介技术发展、媒体机构、关键人物和事件加以罗列,隐隐显露出一种“技术决定论”或强人叙事(great man narrative)的逻辑,缺少对造就了这些里程碑和强人的社会语境以及为数众多的普通人的关注。常江博士的《电视史》另辟蹊径,在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下,对电视技术、机构、节目、生产者以及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之间建立起联系。

一、 不只是电视:《电视史》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

1. 问题意识与史料搜集

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普鲁斯特认为,“历史研究的正当性不直接存在于资料之中,”而在于能否提出新的问题,而“一个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问题应该是嵌入一个由其他相似或相补的问题组成的网络之中,与这个网络相伴随的是诸多可能的答案,对资料进行研究后就能在这些答案中进行选择。” 《电视史》的首要可贵之处正在于其从标题就显现出的问题意识。

对时间进行历史化——建构既拉开一定距离、又可操控的时间结构——是历史学研究的第一步,而“选择年代的界限并不是在一块田地里立上界碑以标示出想要劳作的范围,而是确定想要解释的演变,因此也就是确定将要回答的问题。” 《电视史》在标题中便点明研究起止点分别是1958年和2008年:1958年是中国电视的诞生之年,这很好理解;但作为一部通史,《电视史》为何研究不以当下作为终点?为何将电视遭受严重冲击的最近十年排除在外?针对这一点,作者在导言中便给出了答案:首先,正因为2008年是电视发展的拐点,故而以此为止点能够“将对中国电视史的考察局限于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演进模式之下”;其次,以2008年为止点是为了与研究对象保持批判性距离(critical distance),因为对于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研究者很难做出清醒而理性的判断,无法确保资料的有效性。

故而,作者将研究时间划定为中国电视从产生到鼎盛的半个世纪,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浪潮中发展和改革的五十年,电视的产生和发展无法脱离其所深度卷入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条件。《电视史》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大历史”和“大社会”,对影响电视业发展的技术、政策、文化和经济结构等各要素及其互动关系展开探索。这一研究对象和问题的选取决定了作者需要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史料。从本书扎实的脚注和文末参考文献就能看到,除了参阅传统的官方资料汇编、新闻史专著和编著、当事人口述资料及回忆文章外,作者还大量参考了流行媒体和专业电视杂志(如《大众电视》《当代电视》《中国电视》等)刊登的读者来信和评论文章、学术期刊上的研究论文或调查结果以及关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著作和文集等。

这不仅为本书的历史阐释提供了牢固的论证根基,也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纳入史学研究,更使得这本厚得让人有些望而却步的历史著作时常闪现出生动有趣的细节,可读性大大增强。例如,在论及1980年代电视引发的文化热潮时,作者提到,“冰心、萧军等著名文学家也在七八十岁高龄时坚持收看《祖国各地》和《话说长江》等节目” ;在论及1990年代的市民生活兴起对电视剧拍摄的影响时,作者提到了当时各地方电视制作机构不顾广电部的不满反复申请拍摄《金瓶梅》的现象,并引述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的话,“有些同志总想打擦边球,总有人想把《金瓶梅》搬上屏幕。我们明确讲过,不要拍《金瓶梅》,几乎一两年就申请一次。前不久又有人要拍。今天,在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像《金瓶梅》这样的作品,不适于拍摄……”

2.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面对海量史料,如何去芜取精,如何汇总梳理,是摆在历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同于以往常见的堆砌史料,《电视史》以话语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媒介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史料进行了清晰的呈现。

强调结构的政治经济学最常见于对媒体发展的阐释,本书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国电视的政治职能、国有属性以及1978年以来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和拥抱都深刻地影响了电视机构形态和传播内容。在呈现影响电视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方面,《电视史》绝非简单提及历史分期和政策名词,而是在综合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成果(参考诸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著作)的基础上,以翔实的数据和有力的论证在媒体机构和社会结构之间架设桥梁。例如,当阐释1990年代电视如何市民日常生活的中心时,作者并非草率地提出市场经济的影响,而是从1995年的国务院174号令——规定从当年5月1日起实施五天工作制——出发,指出“闲暇”的正当性在国家层面得到承认,市民也拥有了更多自己可支配的休闲时间,这导致,一时间“报纸杂志写‘休闲’,广播电视播‘休闲’,工薪阶层享‘休闲’,有关行业抢‘休闲’”;而随着我国社会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城镇居民的闲暇时间、特别是看电视时间显著增加,与此同时,电视的社会拥有量、人口覆盖率以及电视剧产量也出现了可观的增幅。 由此将国家政策、媒介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勾连起来。

话语分析是本书最主要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话语通过语言、知识生产、领域划分、身体控制等机制,界定社会中各种力量的来源,在描述结构的同时,看到文化及其生产主体的能动性;基于此的话语分析则能够解释构成历史的三个重要元素:起源、主体和潜在的意义,从而发现历史现象背后不同权力主体间的对抗与协商。例如,在解释1982-1990年中国电视的黄金时代缘何出现时,《电视史》不仅详述“改革开放”这一主导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策对人们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习惯造成的影响,也看到与电视业直接相关的重大新闻首发时间调整、“四级办电视”等政策和体制对电视“狂飙突进”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从个体层面出发,强调当时有着知识分子情结和理想主义情怀的电视从业者对彼时电视的启蒙色彩和精英话语的塑造,以及当时同样作为文化精英的电视观众对节目的热爱甚至着迷。事实上,对于人——特别是电视从业者——的时代风貌和精神气质的勾勒,也是《电视史》区别于以往新闻史书写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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