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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因何未发酵“言论自由”观点

2016-11-16 15:20:23 《视听》 肖小旗 余满

  “苏报案”因其激烈的言辞、放荡的主张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华美的篇章,被称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个因言获罪的报案。正是因为《苏报》言论过激,冲撞了政府当局,才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上演了一幕《苏报》剧。也正是如此,《苏报》及其当事主角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谈资,真可谓“遐迩闻其事,妇孺识其名”。①

  《苏报》,一家“经营性质的小报”,于1896年由胡璋在上海创办,后因经营不善,于1900年转让给陈范。自从《苏报》为爱国学社“赐金”,聘请章太炎、蔡元培等爱国学社成员为其撰稿后,“苏报案”已然开始上演。其中章士钊任《苏报》主笔,其文辞、思想、主张激烈亢奋,在他的带领下,《苏报》成为了爱国学社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例如章太炎在相关文章中公然将光绪皇帝视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种种言行使得清廷当局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而后快。不久,清廷以其文章为罪状,控诉他们“故意污蔑今上,诋毁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②

  随后两江总督魏光焘奉旨与上海领事团进行沟通协商,于1903年6月查封《苏报》馆,章太炎、邹容等六人被捕。就这样,一场以清政府为原告,以《苏报》馆为被告的审判在租界法庭上演。审讯历经10个月,于1904年5月21日宣判程吉甫、陈仲彝、龙积之、钱宝仁当庭释放,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刑满逐出租界,苏报永远停刊。

  从《苏报》性质及其宗旨的转变和随之上演的“苏报剧”中不难看出,政治诉求、司法制度、列强的介入是“苏报案”未能发酵“言论自由”观点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诉求筑起的“人工屏障”

  “言论自由”争取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与原被告的政治诉求有关。从清廷当局的角度来说,他们的一切行径都是围绕一个政治诉求,即不惜一切手段维护清政府岌岌可危的统治。具体到“苏报案”中,这是清政府封建专制思想在作祟,将之与上海租界内的言论自由相比,不难发现租界内的言论出版自由具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当然租界内的言论自由也有其局限性。租界是一个各资本主义帝国“杂居”的地界,如果租界内的“言论自由”损害了各资本主义帝国的利益,“言论自由”照样会变成一纸空文。“国中之国”的租界内的“言论自由”与大清朝的相比,其实质是两方的政治诉求和利益不同,这便是清廷当局筑起的第一道“人工屏障”。

  这第二道“人工屏障”毫无疑问是由《苏报》的主角人物筑起的。陈范、章士钊等人是《苏报》中的主要当事人,他们的思想直接决定了“苏报案”中“言论自由”观点的缺失。

  首先是《苏报》馆主陈范的思想。陈范原为清政府驻铅山知县,因其上任期间对“打油火”“靠十字”“打联手”③等事情处理不当而被罢职。就这样,陈范从一个官员变成了一个开馆卖报的商人。既然是商人,其目标只有一个,即让《苏报》馆利润最大化。至于陈范是如何让《苏报》由一份商业型报纸转变为一份革命性报纸,可以说纯属偶然。那时《苏报》缺乏稿源,销量仅1000多份,而当时的报纸要想保本,销量至少要达到3000份。为了扩大报纸销量,陈范聘请爱国学社成员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自此,章对《苏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发表的言论激烈无比,尤其是连载的《中国之当道者皆革命党》。但陈范见到后愁容满面,并坦言《苏报》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否则是自取灭亡。由此可见,陈范办报纯粹是为了商业利益,并无心宣传革命思想,甚至害怕宣传革命思想。

  其次谈谈章士钊的思想。章士钊家世贫寒,出塾后,其学习得益于其母亲和作为塾师的兄长。十四岁时外出求学,几经挫折,和弟弟士戛一起考入江南陆师学堂,并认识了俞明震。入学后不久因其弟带头闹学潮,毅然率领退学学生投奔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从此与《苏报》结下不解之缘。在担任《苏报》主笔期间,他对《苏报》进行“大洗牌”。在版面上,用二号大字进行排印,刺激视觉,内容方面,挑起反清、反康的革命大旗。这种革命气势在他所写的《杀人主义》中有所折射:“路易死法乃强,英靰去美乃昌,毋绥尔气,毋蹈尔错,插义旗于大地,复政府于中央,扫除妖孽,还我冠裳,时则独立厅建自由钟,率我四兆共和民国,开一杀人之大纪念会,以示来者于弗忘。”④文章气势恢宏,振奋人心,但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在文中声称,清政府与四万万同胞有不共戴天之仇,呼吁人们与清政府反抗到底,但章士钊仅仅是警示同胞团结一致,反清起义,而没有更深入地为身处水深火热的“奴性”民众争取“言论自由”。

  就这样,双方各为其主的政治诉求直接导致了“苏报案”未能发酵“言论自由”的观点,二者之间存在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工屏障”。

  二、司法制度裂变的“混乱截面”

  五口通商之后,列强纷纷在中国设立租界,攫取领事裁判权和司法权。列强在华设立的租界内,采取西方自由的管理理念,租界内的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但前提是不得危及租界内的治安和秩序。

  上海这个公共租界是资本主义列强在华攫取的一块拥有管辖权、司法权、行政权的“杂居地”,所以资本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章邹二人是否被引渡,接受清廷的“严刑逼供”。但沈荩之死导致清廷的引渡计划彻底破灭。随后经过协商,将章邹等人放在租界受审,审理机构为会审公廨,审理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对章邹等人的判刑问题。在谈判中,租界一方主张“引西国报馆毁谤政府之例,章、邹监禁不出三年,其他则因概无实据,拟径释”⑤,而清政府一方主张按照清律治罪,清律有言:“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逆,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监候。”从中西两方对章邹二人的判处就可发现中国司法制度的混乱与荒谬。

  众所周知,西方的司法制度讲求逻辑推理,他们的审判模式中存在一种证据原则,这种证据原则包括:“孤证不能定案规则、间接证据证明案件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质证规则、认证规则、传闻规则、最佳证据规则、补强规则等一系列科学规则。”换句话说,西方国家在审理案件时讲求证据,由证据入手,进而加上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出案件的结论。

  而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就拿罪刑法定和比附类推来说。一方面,清政府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严格遵守清律,对案件的审判皆以法律条文为主,而另一方面,若相关法律案件没有律例明文规定,司法官员就会采取比照同类事例的做法对案件进行处理。也就是说,清朝的司法是情和理的结合,遵循的是“先结论,后法律”的思路。

  清廷的这种混乱、无序、无理的司法制度,在被分割的情况下,使得“苏报案”在其发展历程中与“言论自由”观点的发酵处留下了一个混乱的截面。在这样一个民主不重视、自由不体现的截面环境下,可想而知,“言论自由”“平等大义”等在西方国度极为盛行、为人标榜的大众意识,在这个截面上完全沦为了一种“伪真理”,或者说“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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