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分科学习 > 新闻传播学 > 学科简史 > 时序篇 > 

“举谣言”考辨

2017-03-13 15:03:31 中国社会科学网 陈建群

一、汉代的“谣言”

在汉代, “谣言”一词是指民间传唱的,没有乐器伴奏的韵文,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谣、歌谣。 [1]在汉代史籍中,与“谣言”一词意义接近的,还有谣、谚、语、歌谣、风谣、谣俗、谣讴等。除引文外,下文一般统一使用“歌谣”一词。

汉代是歌谣十分兴盛的一个时代。《汉书 ·韩延寿传》颜师古的注说:“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班固 ,1962:3210)《晋书 ·乐志》说:“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房玄龄 ,1974:716)东汉和帝时,侍御史何敞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希望皇帝派人 “听歌谣于路”。(范晔 ,1965:1033)可见,在汉代,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野外的道路上都有人吟唱歌谣,人们随处可以听到这些歌谣。

汉代统治者对歌谣十分重视。在理论上,汉人将歌谣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西汉后期的李寻曾经说,执政者应该 “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制法度,考祸福。”(班固 ,1962:3180)就是说,执政者要根据日、月、星辰的变化,地震、洪水等灾异,以及民间歌谣制定法律政策。这是将歌谣与天文、地理这两个中国古人最为看重的因素并列了起来。类似的论述在汉代史籍中屡见不鲜。

在实践上,汉代统治者把歌谣作为施政的重要依据。东汉光武帝 “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歌谣单辞,转易守长。”(范晔 ,1965:2457)光武帝不仅把歌谣作为了解民间疾苦,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甚至仅凭一两个歌谣就撤换郡县长官。两汉,特别是东汉君臣以歌谣作为施政依据的事例,史籍中记载的还有很多。

歌谣产生于民间,它需要经过特定的途径才能传播到朝廷和皇帝那里。在汉代,歌谣从民间传播到庙堂的渠道比较发达。其中,有与先秦的“采诗”、“遒人徇路”一脉相承的乐府、行风俗等自上而下的歌谣采集渠道;也有“举谣言”这种自下而上的渠道。这两个渠道之中,乐府的研究较多,意见较为统一; “举谣言”、“行风俗”的研究相对少一些。特别是“举谣言”,史料的记载以及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历来存在较大的矛盾和分歧。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史料和理解的分析比较,厘清“举谣言”的内涵。

二、“举谣言”的含义

(一)史料的矛盾与理解的分歧

关于 “举谣言”的史料主要有如下几条:

1.《后汉书 ·百官志》“司徒”一条的注引应劭的话:“每岁,州郡听采长吏臧否,民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之举谣言者也。顷者举谣言者,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各尔衔枚。”(范晔 ,1965:3560)

2.《后汉书 ·范滂传》注引《汉官仪》:“三公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之举谣言者也。顷者举谣言者,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尔衔枚。”(范晔 ,1965:2204)

3.《后汉书 ·蔡邕传》注:“《汉官仪》曰:‘三公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条奏之。’是为之举谣言者也。”(范晔 ,1965:1996)

以上这些材料共同传递了以下信息: “举谣言”是由汉代中央政府组织的常规工作;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考核地方官员,了解民情、民意;歌谣是这项工作的核心;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举谣言”的仪式,仪式的地点在司徒府。另外,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举谣言”是东汉特有的制度。 [2](吕宗力 ,2008:119)

然而,上述三条史料及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也颇有矛盾之处:一是 “听采”的主体是谁。按第1条史料,这个主体应该理解为“州郡”;按2条、第3条,应该理解为“三公”。二是“条奏”的主体和对象是谁。“条奏”的主体,按第1条应该理解为州郡,按第2条、第3条应该理解为“三公”。条奏的对象,材料中并未言明。由于三公是东汉中央政府级别最高的官员,因而如果“条奏”的主体是三公的话,对象只能是皇帝。如果主体是州郡,则对象可能是三公或皇帝。三是“长吏”的含义,历来说法不一。

当代研究者大多采用第 2条、第3条史料。如,陈才训(2005:70),刘长江、秦静(2008:216), 吴从祥(2006:58),赵凯(2007:63)等;也有一些研究者认同第 1条史料。如,胡守为(2004:68),刘长江(1998:88),黄宛峰(1988:63)等。对于 “听采”歌谣的主体、“条奏”的主体与对象、长吏的含义,研究者众说不一。吕宗力(2008:119)认为, “三公府僚属每年收集各地歌谣,加以整理归纳,列举出当地民众对其长吏的评价以及民众的忧虑抱怨,然后由三公召集僚属集议,写成评估报告,经尚书台审核,上呈皇帝。”他认为,听采的主体是三公僚属,条奏的对象是皇帝。刘长江、秦静(2008:216)认为, “举谣言”的一般作法是:‘皇帝或监察官派使者深入民间采访评价地方官政绩优劣的民谣,作为朝廷考课官吏和实施监察的参考依据。’他们认为,听采的主体是皇帝或监察官的使者,长吏是地方官。黄宛峰(1988:63)认为, “举谣言”便是皇帝“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即朝廷令公卿举奏民间流传的,反映地方官吏为政善恶的歌谣,从而决定对官吏的升黜。他认为,听采的主体是公卿,长吏是地方官吏。

史料的矛盾给我们理解 “举谣言”的确切含义造成了严重困难。我们仔细阅读上面列出的三条史料,不难看出,这些材料的源头均为应劭的《汉官仪》,可惜这本书早已散失,目前只有辑本,而辑本关于“举谣言”的内容又是从《后汉书》的注辑回,因而无法作为判别前引三条史料孰是孰非的依据。我们只有对比这三条史料,并结合汉代的制度与史事,进行分析了。

分享到:
  • 欢迎,   已有0条评论
最新评论

学习网首页
思想理论
资    政
学习中国
党史党建
企业天地
科学技术
海外风采
综合专题
理论百科
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