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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批判与宏观建构: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特征浅析

2016-11-29 16:40:04 《视听》 张铁云

  时下,伴随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向纵深推进及全球跨文化传播的日益渗透,“新闻自由”已成为各国备受学术界与社会公众热议的话题。受西方思潮感染与裹挟,“纯粹客观报道”、“真正的新闻自由”以及“完全中立的普世价值”等观念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思想界与新闻传播实践中渐行其道,科学理性、客观公正的理论建构与学术阐释式微。作为划时代的伟大精神遗产与结晶,马克思恩格斯出版自由思想历来构成了我国当代新闻事业铸蕴与感化“自由”的价值支撑与灵魂依归。鉴于以往新闻改革中涌现出的“头脑风暴”与理论误区,笔者认为浅析马克思恩格斯论证新闻出版自由的外化特征与视域框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的科学内涵和外延充扩,并深层次上有助于我们在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中祛除疑虑地执行之,打造良性且可持续的媒介生态环境。

  一、辩证批判: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价值与发展困厄

  “新闻自由”源于欧洲,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恩格斯的持论与认知,深邃而精辟,超越而否定,他们既盛赞了脱胎于资本社会时期的新闻自由在人类实践中所起的伟大历史功用,又批判性地思考了自由发展的双重困厄生态,极大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判断维度与逻辑思辨特质。

  (一)历史功用:启蒙人类社会、促进精神发展

  1841年12月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报刊制度新规严重禁锢了言论及出版自由,阻滞了国内新闻事业的发展,激起人民的极力反抗。马克思也在《莱茵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为新闻自由作战斗性的声辩:“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①(P201)他强烈批判了普鲁士政府的报刊新令,并将它喻为“卑劣的警察手段。”马克思认为受钳制的报刊即为不自由的报刊,“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②(P171),只能沦为少数权贵和上流特权阶层的工具,丧失报刊赖以生存的必备条件--“人民的信任”。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从自由报刊与精神发展的关系视域集中论证了出版自由的意义,他指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③(P179)这种报刊抛开了官僚的前提和私人的利益,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被马克思赋予社会的“第三种权力”,后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他又将新闻自由的这种权利明确地概括为“舆论监督权”。

  (二)发展困束:阶级性与相对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一切道德便无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而失去了“永恒”的色彩,人们都是从自身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实际的经济关系中建构自己的伦理观念。早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中,马克思通过研究参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四个等级构成,就发现社会地位和利益诉求的不同致使每个等级在自由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上产生显著差异。实践证明,利益的多样性与异质化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等级的自由,出版自由的背后总是与某种阶级的利益渗透交织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列宁批判得更为直白。1921年,列宁在《关于出版自由--给格?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论述道:“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④(P85)严厉驳斥了西方新闻界标榜、鼓吹的超阶级的自由,并果断采取措施禁止反动势力利用媒介妖魔化政府以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在阐释新闻自由的相对性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又赋以哲学的高度和理性的眼光,反对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的自由。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统一体中每一事物都构成他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与限制性条件。这里,须知马恩主张的“相对性”意旨为将自由置于真正的新闻出版法律管辖之下,而普鲁士政府式的腐朽报刊制度只是徒具法律的外在化形式,并非真正的法律,相反,在实践中却蜕化成了限制言论及出版自由的僵死条框。在马恩看来,只有新闻出版法才是推进和保障新闻自由所需的真正法律,新闻自由只有置于这种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法律规范之下,才是“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⑤(P176)这一事实鲜明地告诉我们产生条件的受动性与生长环境的社会化从根本上规定了新闻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脱离了法律有效规制的自由得不到健康、持久的发展保障。虽然,恩格斯晚年曾多次使用“绝对化”语词以论证“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但须理解恩格斯所称的“绝对”与“自由”只是政治、法律与社会意义上的综合概念体,归根结底是政治概念并非哲学概念,“政治自由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它不是在实践中解决哲学问题,而是用哲学方式解决实践问题。”⑥(P302)其实,在1844年恩格斯对出版自由已作出定断:“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⑦(P695)这里,他把自由的表现形式和文本内容统括界定于公民利用报刊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显然是以政治和法律视野为出发点的,目的在于借此口号唤醒市民对封建压制的反抗意识及大规模地争取自由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因此,此处的“自由”在内涵和逻辑上并未带有哲学概念强烈的必然性和绝对性。那种罔顾内容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特殊语境分析,从形式上武断地截取“绝对”的做法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不科学的,不能简单地根据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割裂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自由认知与评判的同质性和吻合度。

  要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证脱胎于西方近代化进程中的新闻出版自由时,首先寄予了赞美之情,高度评价了其在反抗封建贵族压制和舒缓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等方面所彰显出的不朽价值,同时也批判性强调出在人类道德领域不存在超阶级、超历史的适用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永恒自由体系以及善恶观念,“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⑧(P435)毋庸置疑马恩之于新闻自由的论证理路与思维方式是辩证否定、扬弃相联的,既赞美又批判,既肯定又否定,主张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趋进中,新闻自由将迈向更加高级、更加完美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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