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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动力学视野中的美国权力引擎

2016-08-28 13:36:17 《现代传播》 纪忠慧

  舆论动力学以揭示舆论的生成与演变的内外动因为旨归,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视阈:其一,研究影响舆论生成与演变的个体因素和个体状态;其二,研究影响舆论生成与演变的外部因素,如社会交往环境、意识环境和公众总体环境等。本文在界定舆论动力的概念及研究视阈的基础上,论证了美国权力精英通过定义和解释外部事件、制造新闻和舆论修辞等策略,实现了权力对舆论中的个体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双重潜在支配。

  “舆论动力学”(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芬克豪泽提出,是指公众舆论与媒介内容以及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1]1939年,美国政治学教授奥德伽首先将社会动力学概念用于舆论研究,开了舆论动力研究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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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动力到舆论动力

  动力学的概念来自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主要研究物体的力与运动的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鼻祖孔德把他所创立的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前者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后者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社会机制与物理机制的同构性,是社会力学得以存在的根据。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2]国内学者中,刘建明教授较早运用社会力学视角,提出了舆论场、舆论波和舆论惯性等概念。他认为,舆论作为社会力的发散,由人的智力集合而成,它是万有的、显能的、交错的和直矢的,并在社会碰撞中归于同一个作用力。[3]

  关于舆论动力的概念,实际上存在两个方向上的理解。其一,把社会上业已存在的舆论作为推动社会问题解决的一种机制,考察公共决策、公民参与以及舆论制度与权力合法性等问题。在这一向度上,舆论自然成为社会力的支点,并时常扮演着动力源的角色,其理论来源包括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其二,把舆论作为多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考察舆论的形成与演变的内外动因。在这一向度上,个人信仰、心理需要、突发事件的刺激、现实利益与矛盾纠葛以及发表意见的环境与氛围等,相互作用而合成为同一个力,推动舆论的最终形成,其理论来源包括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现代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究竟在哪一向度上理解和使用舆论动力的概念,需要依据上下文的语境来判断。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的“场论”和群体动力的概念,是舆论动力学的直接来源。勒温认为,个体行为既取决于个体的状态,也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环境,如果用B(behavior)表示个体行为,用P(person)表示个人状态或心理需要,用E(environment)表示个人所处的环境,那么,B=F(PS),即个体行为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场”的函数。勒温的“场论”最初只用于研究个体行为,但对认识舆论混沌状态下的个人意见的萌发具有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个体意见的形成和扩散,既取决于个体心理需要等内在因素,也取决于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等外在因素。在后续的群体动力研究中,勒温提出,处于平衡状态的群体形成各种力相结合的一种“力场”,每一个成员都存在交互依存的动力。这一结论对考察舆论主体从个体意见的交互到权威意见的最终形成,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由于舆论的形成与演化是典型的复杂性的问题,因而受到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复杂性研究或复杂性科学的关注。2000年,原本用于解释铁磁相变的Ising模型被波兰理论物理学者引入到舆论建模过程中,形成Sznajd舆论演化模型。在该模型中,随机选择的两个相邻点如果有相同的意见,则所有和这两个节点相连的节点都会采取和这两个节点一样的观点。

  作为社会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复杂网络上的舆论动力学模型研究在理论物理学研究中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1956年,J.R.P.French最早提出舆论演化的数学模型,用以解释他的社会功能形式理论。此后,不少研究者运用统计力学的概念和方法,继续深入探究舆论演化的动力问题,其中,网络拓扑结构理论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廓清了网络中的个体达成共识的相变与网络聚集系数、网络大小以及外场强度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成为舆论动力学的又一支点。2007年,德国学者发表的《舆论动力学与社会物理学》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

  如果把舆论动力的概念界定在舆论的形成与演变的内外动因这一向度上,那么,复杂网络上的舆论动力学模型在库尔特·勒温的“场论”及“群体动力”概念具有内在一致性。换言之,所谓“网络聚集系数”、“网络大小”和“外场强度”等变量的引入,无非是用计算机技术模拟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的规模或程度,通过控制某一变量,观察某种“意见”(肯定用“1”表示,否定用“0”表示)的演变规则与趋势。同样,德国学者诺利-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中,大众传媒所提示的优势意见与勒温的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场”或群体成员交互作用而成的“力场”,在形成机制及功能效果上也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前者重点关注的是大众传媒。

  这样看来,舆论动力学的研究视野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其一,研究影响舆论形成的个体因素和个体状态,如年龄、性别、信仰、种族、教育程度、经济状况以及情感、态度、心理需要等。美国学者指出,舆论的形成包含两个彼此关联的过程,一是意见的激活,二是情感的萌发。前者是指公民吸收信息形成看法和观点,后者是指公民逐步显现出的肯定或否定情绪,“理解舆论动力学,需要回溯上述两种过程的交互影响”。[4]正因为如此,李普曼早就指出:“任何时候,人们怎么设想这个世界,就决定了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要做什么,而不是取决于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对于世界的设想决定了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感觉、他们的希望,而不是他们的成就和结果。”[5]其二,研究影响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如社会交往环境、意识环境和公众总体环境等。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学者刘建明教授提出的舆论场三要素对于研究舆论形成的环境因素“提供了社会心理互动的充分而典型的条件”。[6]显然,从外部因素出发,究竟有哪些典型的外力引发和推动了舆论的形成,是舆论动力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詹姆斯和佛奈尔提出,“政策议题的意识形态属性、影响范围和显着性”[7]是揭示舆论动力的三个维度。梅耶强调,“认识到外部事物与公共舆论的变化之间的关联,是理解舆论动力学的第一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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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操纵下的舆论瀑布

  在某种意义上,“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的预期效果的能力”。[9]无论在何种制度下,权力精英凭借官方控制的新闻源,可以方便地垄断对“外部事件”的定义和解释,进而营造出所期望的“舆论场”,达到操纵舆论的目的。按照美国学者的理解,“舆论是大规模的公众与政治环境中的刺激物交互作用的复杂结果……对政治或社会刺激因素的性质的感知,影响着人们对刺激物的反应”。[10]换言之,掌权者只要顺利地将“公众感知”纳入到既定的决策框架内,由权力主导的舆论就可能应运而生。

  在舆论场中,操纵是舆论的潜在支配。2004年,美国政治学家安特曼在《权力的发射》中提出舆论流动的“瀑布模型”。他认为,意见自白宫依次流向其他精英(国会、专家、国外领导人)、媒体、新闻框架和公众。[11]在此,美国权力和舆论的关系被连根拔起,彻底显现出舆论动力中的权力引擎。例如,伊拉克战争前,布什政府信誓旦旦地指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随着战争硝烟逐渐消散,伊拉克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杳无踪影。对此,美国政治学者克莱尔强调指出,布什政府利用“防扩散政治学”将白宫不喜欢的政府妖魔化,进而操纵美国舆论。[12]显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是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刺激战争舆论的“外部事件”加以定义和解释的。

  无独有偶,根据最新解密的美国联邦档案,美国学者认为伊拉克“情报门”在美国历史上绝非先例,早年促使越南战争升级的“东京湾事件”并非如美国政府声称“北越袭击”那样简单。2006年,威尔茨在一篇文章中断言,“东京湾事件受到约翰逊政府的操纵,目的是为了获得美国舆论对政府在南亚地区扩大军事行动的支持。”[13]专门研究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历史学家哈尼奥克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所谓的‘北越袭击’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生,国家安全局隐瞒了大量的自相矛盾的证据”。[14]实际上,美国政府决意提升越南战争规模的真正动机是阻遏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然而,1964年初美国实际上已经全面卷入军事冲突、数千名军事顾问云集越南,“仍有2/3以上的美国公众几乎不关心越战问题”。[15]因此,东京湾事件是美国权力机构为刺激舆论而定义的“外部事件”,它使约翰逊政府随后不久即“顺利”地获得了发动越战的舆论指数。事实表明,作为舆论动力的引擎,权力在美国的运行准则与政治技能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这就是“使公众对某一形势的解读深信不疑,而不管在这个过程中实际情况是如何被扭曲或简化的”。[16]

  操纵并非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为保持社会控制而采取的最初手段,巴西教育家弗莱雷认为,人民尚未出现之前,操纵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全面压迫。当被压迫者几乎完全被现实所淹没,就无需有人操纵他们。[17]按照美国学者席勒的理解,直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以前,甚至在一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地方,多数人也难逃被压迫之厄运。美国由于其独具一格的历史和地理优势,压迫从来不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相反,操纵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可以在美国发展到顶峰。[18]麦库格劳的研究表明,美国的政策制定有1/3是“自上而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官员对公众舆论作出回应;有1/3的政策制定中,官员忽视公众的要求;在剩余的1/3时间里,“舆论被管理和操纵,以确保公众支持政府官员所追求的政策,而不是人民的意愿”。[19]

  正如英国爱德华·卡尔所说:“从表面上看,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对待舆论的态度大相径庭。民主国家趋于遵循舆论,极权国家则设定标准,去强迫人们服从标准。实际上,事情并非这样一清二楚。极权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宣称其政策表达了广大群众的意愿,这并非全是谎言。民主国家或者说控制民主国家的集团,也并不是完全摒弃了制造和引导舆论的手段。”[20]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美国宪法缔造者不仅在完整的意义上将分权学说付诸实践,而且个人与公民社会的权利得以尊重和保留,舆论成为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公民资源。历史地看,美国社会公共生活的最初形态是在对人民统治的复归中,开创了对抗封建极权统治的公共领域,从而容纳了过去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舆论空间。时至今日,尽管美国政府机构的权力制衡机制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但公众舆论的民主功能并没有丧失,相反,它对于民主的意义被进一步拓展。然而,随着政治统治技术的演进,建立在公民社团基础上的舆论面临挑战,启蒙时代的民主理想在西方受到一系列两难选择的考验。今天,权势阶层取得人们的赞同不再依赖公众的理性讨论,而代之以巨大的操纵舆论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家借用舆论的权力引擎,结合运用现代传播工具和舆论策略,在国家生活中时常能赢得广泛的意见一致,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操纵的公共领域里,随时准备欢呼的情绪,一种舆论氛围取代了公众舆论。受到操纵的主要是社会心理学上计算好的提议,这些提议诉诸潜意识倾向,唤起预定的反应,同时又没有以某种方式使赢得民众赞同的人承担任何义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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