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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朝”建构“新世界”

——19世纪在华中文外报天文与地理知识传播现象分析

2016-12-08 11:50:24 《新闻记者》 谢庆立

  19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此时,西方新闻事业发展已进入报刊大众化时期。报刊以传递新闻为天职,传教士对报刊传媒的基本功能非常熟悉。耐人寻味的是:传教士怀着极大的热情把这种“新媒体”引入到中国,却以传播天文、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和西方文化等内容为主,新闻信息、宗教文章所占的比重较少。这样的内容定位,不仅偏离了现代报刊的新闻传递功能,也偏离传播者肩负的传教使命。《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遐迩贯珍》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这两种报刊有关天文、世界地理内容大约占所刊载文字总量的三分之一,在19世纪西方在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中具有的代表性。本文以这两种报刊所传播的天文、地理内容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中蕴含的传播动机、传播策略以及传播效果。

  一

  为什么西方在华中文报刊中注重传播天文和世界地理知识?这一现象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有哪些关联?传播内容背后,传播者究竟有何期待?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考察东西方的历史走向和当时西方在华传教士的生活处境。

  就东西方历史发展的走向而言,随着16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西方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18~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相继建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促使以英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开拓海外市场。这些国家以传教士为先导,对外进行文化输出。而此时的中国却对世界关起了大门,趋于保守封闭,政治文明和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最有力的证据是:清朝开国不久实行海禁,断绝与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对外贸易只有广州一条通道。1872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朝廷上下竟对英国没有常识性认识,一些大臣把英吉利国王归入“边塞夷王酋长”之类。此时,西方国家已推行形式平等的现代外交,清朝却以“夷夏”为界。这种外交制度,根源在于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19世纪初,在广州,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中国官方文书称他们为“夷”;日常生活中,百姓提到西方人则称为“外国鬼”、“红毛鬼”,后来他们发现,中国的“蛮夷”一词,与英文“savage”、“barbarian”相当。西方人终于意识到,“蛮夷”、“红毛鬼”之类的称呼不是语言学问题,而是对西方人的轻蔑。①

  就传教士在中国的遭遇而言,其传教活动遭到中国官方强烈抵制。中国禁教始于雍正时期。嘉庆十五年,清廷多次颁布禁止外国人传教谕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②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甚至连身家性命也不保。在华传教士的生存体验、文化感受,最终让他们认识到根源“就是‘天朝’上下无处不在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人为什么“以为中国居于‘地球的中央’”,③产生以“天朝”自居的文化优越感?对此,19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报刊--《广东记录报》和《中国丛报》曾持续关注这个议题。他们发现: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对自身政治疆域以外的世界所知甚少。④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传入中国,中国人先是好奇、最后拒绝,但仍以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位置”。⑤1703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沙守信发现,虽然利玛窦在肇庆绘制出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已过了110年,但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并没有进步,仍停留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水平。19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也发现,中国人对“天地”的认知存在谬误--“华民皆执天圆地方之说”。⑥“天圆地方”,地为静止之物,这种观念性错误根源在哪里?西方传教士除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一些因素外,认为这种状态是中国人“孤僻隔绝世界的结果”。⑦西方传教士逐渐意识到,当务之急莫过“启蒙”,告诉中国人地球和宇宙存在的实际形态。

  “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⑧与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借助上层力量传教不同,19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注意利用当时的“新媒体”报刊发起攻势,向中国读者传播世界地理,试图为“天朝”帝国打开瞭望“新世界”的窗口,促进中国对西方开放,改善传教士在华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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