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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考察

2016-12-08 11:50:14 《新闻记者》 邓绍根 毛玮婷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是在近代民主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l64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权利的强大武器。18世纪,西方新闻出版自由从理论斗争逐步进入实践范畴,不断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如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和同年经国会通过、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们激励着人们同集权专制政治进行不懈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殖民扩张热潮,商人和传教士接踵而至,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逐渐在古老中国打开了思想的缺口,不断萌发成长。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却由于研究者资料和视野的差异,学术纷争不断,需要利用新史料和新视野对它重新进行历史考察,以修正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认识。

  两种相异的新闻自由起源观点

  目前,学术界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过程有两种相异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的文章《新闻纸略论》最早在中国传播了出版自由理念,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记载:《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12月所载《新闻纸略论》是中文书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纸情况和新闻自由观念的专文”。①在目前人大版和复旦版中国新闻史教材以及诸多专著,如《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新闻史新修》《中国新闻史》等支持该观点,但修正了该文发表的时间为1834年1月。

  第二种观点认为:《广州纪录报》所载的《印刷自由论》是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理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如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赖光临先生《中国新闻传播史》认为:“马礼逊在《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发表了一篇《印刷自由论》,申论天赋人权,所有人均得享有发表及印行自己意见的自由。强调政府无权减缩或干涉人们知识的沟通,除却最危险的罪犯以外,无一人所用之纸、笔、墨可被剥夺而去。而印刷机者,可令人之心灵,虽有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仍能交换思想,对有理性的人提供精神享受的贡献。而禁止书报的印行,即是侵犯天赋的人权。这是破天荒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之说到东方来的文字,虽然用的是英文。”②该观点也得到诸多大陆学者的认可,如《新闻文化论》《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等。

  事实上,《新闻纸略论》和《印刷自由论》发表时间存在争议。《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新闻纸略论》以往认为是1833年12月,这其实是道光癸巳年十二月,公历则为1834年1月。而英文周刊《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亦译《广州志乘》)发表《印刷自由论》的时间,有研究者进行考证认为:“应不早于1833年6月,而从1833年6月期《中国丛报》发表的《论出版》(The Press)一文推测,《广州纪录报》中的《印刷自由论》应该出现在1833年6月的某一期,且极有可能是下半月的那期。”③

  更早的新闻自由思想传播

  其实早在1833年6月前,《广州纪录报》已经在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如1832 年3月8日,《广州纪录报》刊登读者来信写道:“没有人有权极力宣扬煽动性言论、造反和无政府无秩序;但人人都有权去促进恶习的和平改良、平等、自由和社会秩序;一个人能用任何语言随意印刷,但政府也有权禁止出版他的出版物。当然人们也有权拒绝购买,就算它是免费派送的,人们也有权拒绝接受它。”④

  另外,同年4月14日,广州英文周刊《中国差报》改版,刊首语是一段出自英国剧作家、政治家谢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l一1816)的新闻出版自由名言:“若不给我出版自由(the Liberty of the press),我将带给部长一个腐败的上议院,我将带给他一个腐化和充满奴性的众议院,我将会让他充分享有政治权力,我将会让他充分发挥领导者的影响力。我将会让他享有首相这一职位所能带给他的权威,这个权威能够买到人们的顺从,并能够慑服反抗。但是,如果我能用出版自由来武装自我,我会勇敢地走向他,毫无畏惧;我会用出版自由那更加强大的引擎来攻击他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政府机构,我会震撼他那极端腐败的机构,这个腐败的机构曾试图掩蔽政府滥用职权这一现象,我将要把这个腐败的机构埋葬在滥用职权的废墟下。”⑤

  回溯《中国差报》的历史可以发现,1831年7月28日,《中国差报》创刊号就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希望创办一份“谨慎而适度争论与自由的报纸(a free press)……最大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和品行良好的媒体”。⑥

  1831年8月18日,《中国差报》刊登文章《印度的出版》(The Press in India)也表达了出版自由观点,声讨东印度公司的出版审查政策:“英国曾经因为他们拥有出版自由(freedom of their press)而狂喜不已,除了恶意的诽谤,免除任何审查。然而印度报纸如果不是被法国政府的审查制度践踏和压迫,同样也是有效力的。……英国报纸大力报道法国革命时期出版自由(Liberty of the Press)的呼声。”⑦

  由此可见,1831年7月,《中国差报》创刊就开始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了。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仅是个时间点的问题,需要在近代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重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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