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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的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心理学元方法论

2016-04-11 09:02:04 西方心理学研究新进展 李炳全

  方法论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库恩的范式论主要就是一种方法论。它是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发展的重要环节,实现了西方科学哲学的一次历史性转变──从逻辑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向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成为主流的转变。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也招致了许多非议。为此,库恩经常为自己辩解并不断修正理论。经过近三十年的思考,他在20世纪90年西代初提出了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理论作为对他的范式论的不足之补充。他之所以这样称谓他的后期理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1)用“后”字,一是因为他在早期范式论中就把科学的发展与理达尔文的进化论相类比且后期理论更完善,二是因为他的理论并不简单是达尔文和康德的理论的翻版;(2)这一理论包含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即达尔文主义和康德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想。由于他承认构成范式的规则和要素会发生变化,因而必然引入进化观念;同时,他为了说明科学知识进化过程中科学共同体间的不可通约性和交叠,又引入了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以说明科学发展中存在的内在的稳定的东西;再者,当他把关注点从理论进化过程中的新旧理论的关系转向同时代竞争理论间的关系时,又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康德那种共时性构造方法。这说明他的理论受到了达尔文和康德的思想的启迪或影响。

  尽管库恩的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理论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言的,但也会像他的以往理论那样对心理学产生很大影响。库恩的理论对于心理学来说属于元方法论范畴。所谓元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论的方法论,即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规范。这种规范对人们的研究行为、理论与方法论的选择与评价标准等作出规定或提出基本要求。它包括有关方法论的知识、选择和调整方法论的依据、评价方法论的标准、方法论的有效性与使用范围以及如何运用方法论等。

  (一)库恩的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心理学元方法论意蕴库恩之所以把其理论称为达尔文式的,主要是基于把科学发展与生物的进化过程相类比。库恩指出:“科学的发展必须被看作是从后面推动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在前面拉动的过程──就像生物进化是从过去物种而来的进化,而不是向已知的物种而去的进化……在达尔文进化和知识进化之间存在着很少为人所察觉的相似。”从这种类比出发,库恩对科学加以诠释和理解。这些诠释和理解对心理学有重要的元方法论意义。

  库恩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性的参与和投入,为文化人类学方法在心理学中的运用与发展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

  从进化论来看,生物进化是生物在适应环境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基因变化,即生物的内在变化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类比,库恩非常重视科学知识的“内在的”性质。库恩指出:在知识的“分化和改变过程中,总有某种永恒的、固定的和稳定的东西……是不可言说、不可描述、不可讨论的……处在空间和时间之外,是一个整体。”要真正研究、理解和解释科学,就应参与其中。由此库恩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性的参与和投入。由于科学研究是由类似于生物种群的科学共同体来进行的,因此,参与科学就意味着介入特定的共同体。再由于每一共同体都有自己的文化 -共用同样的语词、相似的研究习惯等,因此,参与共同体就是参与到其文化中。这种看法与劳斯对他的解读是一致的。劳斯认为,真正的库恩是解释学或语用学意义上的库恩,这样的库恩把科学理解为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实践,乃至理解为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自己正参与其中的“语言游戏”。他指出:由于科学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和“物质性”,它必定也带有“区域(local)性”。只有用文化这个词才能包容各种异质的东西,它不仅能表现社会实践、语言传统、认同与交往以及一致性(solidarity)组织,甚至是“物质文化”的意思,而且还蕴涵着构造该词的情境。因此不选择“文化”这样的词便不足以贯彻某种通达、开放乃至全方位的科学观。“通过实践使科学的理解条理化,使之适合于特定的文化情景,并通过转译向新的文化情景扩张。”库恩的这些思想为现场观察等文化人类学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应用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果用这一思想指导心理学,就要求心理学工作者重视文化人类学方法,从而导致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取向的兴起。而这恰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主流心理学的不足。

  长期以来,主流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仿效自然科学,把客观性、可证实性奉为不变的信条,强调价值中立,要求保持“中性态度”:排除所有成见,客观地观察和反映事物或现象,客观地陈述研究结果。其基本原则是:存在着不依赖文化或社会意识的普的遍性知识和规律;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发现这些知识;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可靠的方法是实证方法尤其是实验法;只法有用实证方法获得的用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语言描述的知识才是科学的知识。这种观点对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增强心理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极具价值,但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导致对客观方法与技术的过分崇拜和对现场参与观察等其他方法的轻视乃至遗弃,使心理学自动放弃了许多有用的方法,在相当大程度上限制了心理学研究和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影响了许多心理学分支乃至整个心理学的发展。而库恩的科学是一种实践性的参与活动的思想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

  库恩把科学发展过程看作是进化过程,为重新审视心理学知识和心理学学科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库恩在后达尔文康德主义中,对其科学革命观进行了修正。他认为:“进化,在科学发展的诸领域间产生新的分支,非常像插在生物进化中的新品种的‘种变’(speciation), 与革命性变化相似的生物进化不是像我多年前所认为的那样突变,而是种变。”“在一整段时间内,科学领域、专业和子专业的发展演化图看上去非常像一张外行人眼里的生物进化图。”由于生物进化是生物在适应环境时由种内的渐变到新物种产生(物种间)的突变的过程,因此,库恩把科学发展比喻为生物进化,实际上表明他改变了以前的科学发展的“突变论”或“革命论”,而采用“突变论”与“渐变论”或“革命论”与“积累论”相结合的发展观。这是符合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原理的。库恩理论的这种变化为重新审视心理学知识和心理学学科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思路,使我们有可能把实证主义的“渐变论”与历史主义的“突变论”整合起来,正确认识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和科学把握心理学的发展方向。

  整个心理学的发展是由“渐变”到“突变”,再到新的“渐变”

  的辩证发展过程。从构造主义到行为主义再到认知主义心理学,其间既有“渐变”,也存在“突变”。一方面,它们之间有共同的基础,存在着一定的承继关系。如行为主义继承了构造主义的自然科学化倾向、客观性原则和元素主义分析方法;认知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和构造主义对心理或意识的研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行为主义是构造主义渐变发展的必然结果,认知主义又是行为主义渐变发展的自然逻辑,三者的过渡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破旧立新的革命。项晨等人的研究表明,“最基本类型的科学变化 -在早期的研究中被标榜为革命的那种类型-并没有完全地(holistically)、突然地发生,而是通过历史上更加令人信服的较小变化的积聚而获得。”另一方面,三者在理论体系上有质的差异。从这一意义上讲,从一种理论到另一种理论的发展是一个革命性的“突变”过程。因此反观心理学史上曾存在的争论激烈的“革命论”和“渐进论”,二者其实都割裂了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库恩对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有不同的文化的强调,为文化心理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了理论和思想上的铺垫,从而促进了多元文化心理学取向等的发展。

  库恩认为,在科学演化过程中,逐渐产生的科学共同体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库恩指出,这些领域中的每一分支都有各自分类的语词系统……这些语词为他们的研究活动与评价提供基础,同时也阻碍着一个共同体与共同体之外的成员进行充分的交流,从而保持他与其他专业实践者们的隔离状态。“在科学发展中存在着涉及某些范畴的根本变化的一段段插曲,并且也因此使后来的观察者面临着一些问题,类似于的人种学家尝试闯入另一种文化时所遭遇的那些问题。”“使用两种语言的人,从一种文化背景对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成员做陈法述……”劳斯通过对库恩的解读认为:对科学的考察其实是科学对自身的文化意识;即便同一学科内部,也存在文化的多样性;只有把实践置于文化中来考察,才可能把库恩的科学论与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和福柯的文化批判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在这里,库恩所讲的文化虽然是科学共同体之文化,但这种文化与我们通常所讲的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化在性质上类同。因此,库恩的这种观点会提示我们加强文化心理研究,而这有助于克服主流心理学的片面性。

  以往的主流心理学坚持价值中立,强调心理和行为的一般通则。主流心理学的这种心理学观必然导致对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缩小,使心理学“不可避免地从广阔的极有意义的学科领域中退出来,并为这种仅能导致进一步退却的做法奠定理论基础。”这种状况已引起许多心理学家忧心与抨击。他们认为:不存在中性的观察、陈述,一切观察和陈述都渗透着主观假设、文化因素和价值选择。库恩指出:科学知识并不能简单地从自然中“读取”,它总是通过历史上特定的和具有文化背景的范式作为媒介来起作用。格根指出:心理学研究要想获得客观的、普遍性的知识只是一种梦想、一种奢望。心理学对客观知识的追求,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有浓重的霸道色彩。心理学的最重要作用在于具体应用和解决现实问题,心理学家应投身于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成为文化建构的积极参与者。

  事实上,人的心理是复杂的,既具有一般性或共性,也有特殊性。每一文化区域或背景下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理和行为。这已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及有关心理学的研究所证明。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心理学研究者已明确意识到心理学知识及其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理解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上的。因此,文化心理必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否则,所构建的心理学只会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库恩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认识能更坚定我们的这一信念。

  (二)库恩的康德主义心理学元方法论内涵库恩之所以把他修正后的理论又称为康德主义,是因为他的 理论与康德的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认为,科学在不断的进化 过程中,科学共同体的语词系统也在不断地改变,但这种变化正如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存在某种稳定的、永恒的内在性的基础的东 西一样,总有某种永恒的、稳固的东西。这种东西像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那样不可言说、阐述和讨论。他指出:“就世界结构能被经验到并且经验能交流的这个范围来说,它受到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的语词系统结构的限制。毫无疑问,这个语词系统结构的某些方面是由生物学所决定的,是一种共有种系发生史的产物。”“世界是以某种方式依赖于思想的,或许是居住于其间的生物的一种发明或建构……但是发明、建构和思想依赖这样的比喻在两个方面是完全误导的。首先,世界不是发明或建构的。事实的上,被当作发明了世界的生物发现的世界是早已在那里存在了……此外,世界是已经在经验上给定的,其中一部分直接地给法予新居民,另一部分间接地通过遗传把体现在他们祖先身上的经验给予他们。所以世界本身是完全坚实的:完全不依从于旁观者的希望和意志,而且很有能力提出明确的论据来反驳世界是被创造的假设,因为这种假设不可能与世界所表现出来的东西相符合。生物生长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像他们看到世界的那样来对待它。”库恩的这些思想对当今的心理学来说很有价值。

  库恩对解释学方法的重视,会促使心理学中的解释学方法扶正。

  库恩在后期为解读自己找到了两种途径或方法:一种是解释学;另一种就是转向对科学发展模式的构造。而库恩把解释学的方法放在首位,充分说明了他对它的重视。库恩指出:“如果不同的话语共同体在语言的某个局部范围内具有不同的分类,那么其中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所能够(或有时偶然能够)作出的陈述,虽然在一个话语共同体内完全有意义,但原则上不可能被别的共同体成员所了解。”“迄今为止,我仍然认为任何阶段的自然科学都基于一套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是现代研究者从他们直接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套概念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根植于文化,现在的研究者通过训练而入门,并且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被非成员所理解。有时,我称它为特定阶段科学的解释学基础……”“对我来说,解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更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作用。”由此可略见库恩对解释学方法的重视程度。而这种重视又会对心理学产生影响,促使解释学方法在心理学中扶正。

  其实,在心理学中,解释学方法早已被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建立在解释学方法基础上的),只不过主流心理学因坚持客观性、可检验性,对此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甚或排斥、否定,使这一方法未能充分发挥在心理学发展尤其是心理学学科研究中的作用。而库恩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对它的重视势必引发心理学工作者对这一方法的重新审视与评价,赋予它应有的地位。库恩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是有着“解释学基础”的理智行业,解释学既不限定于人文科学,也不限定于自然科学,而是先于这些科学,并使它们成为可能的东西。“如果某人采纳了我描述自然科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者通常所做的是给定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社会科学则是解释学的……”既然如此,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交叉科学的心理学也必有其解释学基础,心理学研究也需要解释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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