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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发展

2015-08-29 13:05:32 人教网 丁道群

  (一)方法论解释学与人文科学心理学

  人文科学应建立什么样的方法论,这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狄尔泰所处的19世纪中叶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实证主义的强大思潮充斥学界的理性主义时代。当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推崇科学、追求客观知识成为时尚。狄尔泰一方面在施莱尔马赫将研究神学和文献的解释扩大到研究人文科学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解释学不仅是人们达到正确理西解文本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人们进入精神世界、历史世界,获取人文科学知识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狄尔泰通过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比较,发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知识性质上的本质区别,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或物质现象,而人文科学研究的则是人的心理生活,心理生活的中心或基本内容是价值和意义的体验、表达和理解。在狄尔泰看来,理解、传统以及文本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作品本意和历史事件的原貌,而是为了理解和研究我们自己。历史是人类生活的“经验表达式”,唯有通过理解,人类在历史中的经验和意义才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成为人类有意义的自我认识。因此,以理解为认识方法的解释学,是打开人文世界之门的金钥匙。这样,狄尔泰确立了解释学在人文科学中的一般方法论地位。在施莱尔马赫那里,理解是通过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他人的心境从而再现他人的内心体验和作品的原意的过程。狄尔泰进一步认为,所谓理解,是指通过呈现于感觉中的表现认识其心理生命的过程。为了使理解和解释具有客观有效性,狄尔泰发展了一套达到对意义的客观理解的方法。他认为,读者要解读一篇历史文本,就得放弃他现在的观念,以便能进入作品和作者的原意,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握原作的“客观精神”(objektiver geiste)。他以客观精神来假定人类有一种共同的人性,并认为唯在此基础上,共同的、客观的理解才成为可能。人文科学借助解释学,借助于在解释学中发展起来的“客观理解”方法,便具有了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

  在狄尔泰看来,心理学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人文科学,心理学真正构成了人文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应像所有其他人文科学一样,独立地决定与其研究对象的特性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立足于此,他提出以“描述心理学”去替代艾宾浩斯的以自然科学为样板的“说明心理学”,明确反对艾宾浩斯“说明心理学”无视心理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盲目搬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指出心理学的对象乃活生生的心理生命,整体描述与理解则为心理学的基本方法。描述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完整地分析、描述心理生命,同时,通过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来达到对心理生命及其意义的客观理解。由此,狄尔泰树立了心理学的人文科学定向,并明确以解释学作为人文科学心理学的方法论,“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心理学‘说明’,人文科学心理学‘理解’。”

  狄尔泰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他的学生斯普兰格的继承和发展。斯普兰格也强调心理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提出心理学应以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整体的个人为对象,以达到对各种心理现象的理解为己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途径则在于根据“历史的研究和忠实的日常观察”找出人的“理想的基本类型”,然后以之作为“理解的先验图式”,在人与历史环境,与“艺术”“科学”“社会生活”等“超主观”现象的关系中去理解人,理解人的整个的精神生活。斯普兰格划分了六种基本的人格类型:经济型、理论型、审美型、社会型、政治型和宗教型,由此提出了他的“类型心理学” -一种有关人格类型的理论。

  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对人的独特本性及特有研究方式的高扬,还为人本主义心理学方法论提供了一种赖以产生的思想氛围。作为人文科学心理学的典型代表,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个体性、整体性,把人的意义、价值等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研究“物”的科学与研究“人”的科学进行了比较,认为研究物的“客观”与研究人的“客观”有很大差别。前者需要的那种冷静、超脱和不干预的客观观察在与人打交道时即显出它的不足,这种不足应当由“关切的客观”来弥补。因此他建议走“另一条通向客观的道路”,即通过对观察对象密切地、深入地、入迷地观察,达到更清楚、更准确的感知和理解。这犹如热恋双方的相互了解,由于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密切关系,被观察者能够敞开心扉,毫无防范。显然,与“科学的客观”所强调的价值中立、感情超脱的态度相反,“关切的客观”主张的是感情投入、价值的关切,强调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的间“爱的关系”的形成。“在这样的关系中,特有的情况在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是有牵连的,他们距离不远,而是很近。他对它不法是冰冷的,而是热情的,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有感情。对于认识的对象,他有移情、直觉的顿悟,即觉得能和它打成一片,和它同一,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种方式上与它一致。”不难看出,人本心理学的这些主张与狄尔泰通过“移情”“模仿”“重新理解”而达到对他人的客观理解的思想一脉相承。

  古典精神分析虽然不能完全划入人文科学心理学的范畴,但当弗洛伊德从寻求行为的物质原因转向对行为的意义的解释时,必然会受到弥漫在当时欧洲文化氛围中的方法论解释学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心理和行为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来自于潜意识,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这些心理和行为的背后的潜在意义。他开辟了两条揭示潜在意义的途径:一是对梦的解析,二是对神经症症状的解析,由此达到对深藏于表层背后的深层心理活动的理解。因此,弗洛伊德虽然未声明使用解释学的方法,但他实际上把人的心理和行为作为有待解释的主题,他实际上在实践着解释学。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埃切戈延所说:“弗洛伊德工作的许多方面必须置于解释学的领域……精神分析不处理能够说明的事实,而处理能够透过理解而达到的意义。”

  (二)哲学解释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

  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的。海德格尔在对其哲学主题──存在的意义的探究过程中,发现理解结构具有作为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的性质,这使他将方法论解释学转变成本体论解释学。加达默尔进一步发挥了海德格尔哲学中关于理解的论题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虽然和方法论解释学一样以研究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主要目标,但它几乎在“解释学并不是一种获得真理的方法”这个观念的支配下改变了每一个解释学命题的传统意义。在方法论解释学那里,文本是蕴涵着客观意义的,解释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文本蕴涵的这个客观意义。因此,解释者必须放弃自己的主观前见,以达到和文本的客观内蕴相一致。加达默尔则通过借用海德格尔的相关理论,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彻底的翻转。第一,解释者作为具有历史具体性的人,不可能摆脱自 己的历史性。相反,在他进行解释活动之前拥有的“前见”“前结 构”,是他的解释得以进行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解释活动不是放弃自己的历史性前见,而是带上自己的历史性前见,以自己的前 见与文本展开对话。第二,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并不存在一种 固定的客观意义。文本的意义是在与解释者的对话中形成的,文本的意义只能同具有历史性的不同理解相关联而存在,人们由此 获得了对文本进行各种解释的可能性。于是,解释成了无限的东 西,一切意义的确定性和最终性的想法都被拒绝了。第三,既然解释对象没有了需要解释的确定的意义,那么建立在主体的认识与对象相“符合”基础上的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解释学的目的

  “不是发挥客观真理”,而只是“维持话语继续进行”,“真理”在解释过程中退场了。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解释对象和真理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使得解释学必然在客观性问题上持否定态度。正是客观性概念在解释学中的丧失,使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具有的了彻底的反传统的后现代姿态。也正因为如此,1960年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出版被普遍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法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哲学解释学的后现代特征为西方心理学从现代走向后现代提 供了深厚的文化和思想基础。众所周知,所谓心理学的现代性也 就是它的实证性,具体说就是:第一,坚信存在着客观的、普适性的真理,心理学研究就是要发现这种真理;第二,坚信实证的 方法,即通过“客观”观察和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以获得客观可证的数据的方法是发现这种真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第三,为保证客观性,心理学研究必须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哲学解释学对作为心理学现代性基础的客观性概念形成了巨大冲击,帕克在《人类行为研究中的解释学探索》一文中,批判了人类行为研究中的理性论和经验论传统,主张根据加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和重新设计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格根则在1985年发表的《社会心理学与非现实的复活》一文中指出,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诸学科知识“并不像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公正无偏见的反映,相反,它反映了科学家本人的兴趣、意识形态信仰和价值偏好。”这与哲学解释学强调理解者的历史性前见的观点是一致的。格根认为心理学研究要想获得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是一种奢望。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后现代心理学不应再将“实证方法”视为神圣的追求。和加达默尔一样,格根也拒绝将方法看作是真理的保证或护身符。在他看来,通过历史的考察,便会发现所谓方法体系不过是一个特定的时代被人们采用的一个特定的视角而已。他曾指出,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并不会作为另一种极端主义者的文本而运作,也不会因看重一些方法而拒斥或排斥其他的方法,相反,他们会欢迎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和要求,重视其他可供选择的视界的内在潜能和合法性。心理学应采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应多视角地思考问题;在对专业知识的探求上,既然建立在主体的认识与客体相“符合”基础上的所谓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那么后现代心理学应放弃对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真理的追求与发现,转而追求对社会生活有实用价值的、局部的知识。格根认为,心理学并非旨在探索心理机能的一般法则,而是努力尝试去揭示文化、历史中显露出来的当代行为模式。“心理学家要投身于喧闹的文化生活中去,成为文化建构的积极参与者。”这样,心理学应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及其心理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文化的心理学理论和体系。

  同时,加达默尔强调用对话取代认识,用对话中话语的“游戏规则”代替认识的“客观标准”,促进了认知心理学的话语转向,许多心理现象被解释为话语的特性,心理学研究方式也由注重归纳推论和实验研究转向注重话语分析和协商对话,并试图建立对话式方法论( dialogic methodology)。这就意味着认知心理学放弃了那些孤立、实验的文本而转向了自然发生的语言。

  (三)利科的现象学解释学与存在心理学

  利科作为法国现象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致力于寻找一条认识现象学和解释学亲和关系的道路。在他看来,解释学和现象学既有共同的视域,即将“意义问题”作为核心问题,又有共同的论题,即“意义的本源先于语言”,同时还因为现象学是解释存在的的哲学,现象学方法不可避免地将成为解释学方法的重要参照。因此,利科主张将解释学“嫁接在现象学上”。一方面,他接受了后法期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认为理解不是知识的一种模式,而是存在的模式,此在正是通过理解而存在。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放弃解释学最初研究的那些方法论问题而仅仅将解释学看作是本体论的观点。在他看来,理解的本体论只有通过方法论的探讨,经过认识论的层次,方能最终达到。因此,他试图通过建立文本理论,从分析语言开始,借助现象学方法,经过语义学层次和反思(reflection)层次,最后进入本体论层次,从而使方法论解释学和本体论解释学在本体论层次上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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