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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光:“文献—发生学”方法与本土性诗学

2018-03-27 15:19:35 中国社会科学网 马春光

赵思运的《百年汉诗史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诗歌研究著作,以“文献—发生学”为基本视角,以精准的诗歌解读为支撑,以“本土性”诗学建构为旨归,有效地瓦解了固有的诗歌史景观,为近年来的汉语新诗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开篇的《诗人个案研究的文献—发生学方法(代序)》一文中,赵思运阐明了他的研究起点和方法,重视“对诗人灵魂历程的研究”,试图在“文本—诗人—时代语境”的动态分析中,深入探讨诗人与文本之间更为复杂立体的关系。诗歌研究的“文献—发生学”方法,是赵思运进行诗人个案研究的方法创新,这种方法有效摒弃了单一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模式,借助于发生学、心理学等学科话语,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范式和欧美新批评倡导的“文本细读”的融合和创新。这种综合的方法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在诗人个案研究中熔铸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以本书对陆志韦的研究为例,作者首先从时代语境入手,剥离出陆志韦被历史遮蔽的原因。而后,通过文献学的方法,挖掘陆志韦“文化人格形成的古典因子”,进而对陆志韦两个阶段(“五四”和“抗战”)的诗歌文本进行分析,既还原了被激进语境主导的诗歌史遮蔽的陆志韦形象,同时也发现了诗歌史的症结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文献—发生学”视野下的诗歌史案研究,其背后蕴含着强大的历史反思能力和深广的历史重构视野。

这种历史反思能力,在茅盾的个案解读中得到了更加细微的体现。赵思运从特定时代语境中“译诗”与“写诗”的互动关系入手,对茅盾的译诗行为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茅盾的“译诗活动带有浓厚的意图伦理色彩,而缺乏对诗歌肌理的考究和新诗文体建设的意识”。可以说,在对茅盾的研究中,赵思运的“发生学”方法是从反面进入的,即“作为诗人的茅盾”为什么没有“发生”?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带领下,这本书所选择的20个个案本身充满了历史的复杂性。

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不同的诗人人格经历了怎样的挤压和变形?他们又是怎样在“人性基因”和“语境压力”之间展开博弈?这个过程经历了什么样的“诗的外化”?我们又怎样从“诗的意象”去解码其背后的人格基因?所有这些,在闻一多、何其芳的章节中,得到了精彩的回答。在闻一多那里,我们看到他“精神人格中的诗性基因”在不断变动的时代语境中经历了高扬、抑制进而变形的诗歌历程;在何其芳那里,我们则看到了他“人性基因的修改、删除、涂抹”,赵思运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分裂”“隐曲”的何其芳。人格基因在外部环境的挤压下变形、删除,抑或坚持、抗衡,诗人将自己的灵魂历程在诗歌中进行语言的外化,产生了一个个丰富、驳杂、极富阐释空间的诗歌宇宙。

对何其芳的解读,无疑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赵思运常年致力于何其芳精神人格的研究,他从“人格基因”角度出发,以《夜歌》(知识分子心灵改造的文献)为中心,深入分析了“何其芳现象”的内在原因和驳杂丰富所在。从“诗歌基因”与“人格基因”的联动视野中对其诗歌进行发生学透视,在李少君和安琪那里也得到了体现。针对李少君,赵思运认为“大自然成为李少君最初的诗性基因,并且成为他的文学启蒙之源”。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海子和安琪的对比,赵思运认为安琪“灵魂深处一直延续着基本的人性基因:视诗歌为生命的诗歌英雄主义、诗歌所寄寓的理想主义。只不过由于生活状态的被动转型,这些基因潜藏到了更深层”。赵思运的论述,既为我们深入理解他们的诗歌提供了切实的入口,同时提供了丰富的方法论启示。

当然,个案研究所依赖的基本武器——诗歌文本的细读,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娴熟的运用。作为一个长期浸淫于诗歌写作的研究者,相对于一般的专业研究者,赵思运的优势恰恰在于对诗歌文本的细致感受和精确分析能力。在对雷平阳《祭父帖》一诗的分析中,赵思运从“洗”这一动词入手,展开了精湛的文本解读。更加精彩的是,他通过“洗”这一动作洞开了诗歌主体内在的政治创伤与隐喻,同时探讨了诗人与时代之间的搏斗与迎合,在驳杂中发现丰富的精神图景。

个案研究对研究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在于,通过对个案的审视与解读,发现更普遍的诗歌史症结或建构自成体系的诗学范式。如果说,“文献—发生学”是《百年汉诗史案研究》得以凸显的方法论,那么,对汉语诗歌“本土性”诗学的建构,则是这本书贯穿的一条诗学线索。不管是对姜耕玉“汉语诗性智慧”之诗学研究和诗歌文本的阐释,还是对“去国诗人”李笠诗歌中传统文化母体意象的解读,抑或对杨克“本土性生活体验”的研究、潘维诗歌中“江南文化”的解码等,都彰显了赵思运在长期的研究与思考中所形成的对汉语诗歌“本土性”诗学的建构冲动。

该书选择了20个个案进行研究,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些个案不仅时间的跨度特别大,而且充满了鲜明的“异质”色彩,既有诗歌史上的经典诗人,还有新世纪诗歌的代表诗人和学者型的诗人。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特色的诗歌史案被一一纳入研究视野,进行集中的“文献—发生学”透视,赵思运在个案的研究中所浸染的诗学期待——本土性诗学的反思与建构,恰恰是对百年汉诗的历史深刻观察、反思基础上的理论建构。


(责任编辑:刘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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