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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宋朝的林黛玉

2017-04-26 09:07:43 中国社会科学网 伯樵

围绕李清照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在这个背景下,新近翻译出版的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并未为李清照研究寻觅到新史料、新文献,它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把李清照及历代研究者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予以重新审视。

李清照证明了在文学创作上巾帼不让须眉绝非空言,然而面对她的文学成就,历代儒生们耿耿于怀她的再婚之事,或揶揄,或谴责,或徒劳地试图为她洗白,近现代学者们放下了“妇德”的紧箍咒,却又饶有兴致地将她作为女性的杰出代表而非去性别的伟大词人来看待———所有这些,就是李清照所要面对的才女之累。

——编者

李清照本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但在文学史上声名显赫,围绕着她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相对于李清照留下的文学遗产,学者们对她从身世行止到文学成就的考察可谓彻底。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近翻译出版的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的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就成了一部特别的作品———面对前人著作,艾朗诺独出机杼,针对李清照其人其文,提出了非常新颖且有说服力的见解,打破了先前文学研究著作新意创见不多的怪圈。宇文所安甚至认为,这本书恐怕会成为李清照研究领域的“盖棺定论之作”。

艾朗诺能得到宇文所安如此高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代文学研究在北美汉学界本身是很薄弱的,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在北美学界,直到1967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宋代文学的研究著作,这第一本著作还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 《宋诗概说》 的英译本。此后宋代文学研究依旧疲软,很多学者对宋代文学不乏兴趣,但最终并未能专注于此;比如耶鲁大学的孙康宜,博士论文大量涉及到宋词研究,但其后学术兴趣却有所转向;再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开设了宋词研究的课程,却鲜有宋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著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艾朗诺成为西方汉学界宋代文学研究方向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才女之累》 或许是近30年来最为重要的一本关于宋代文学的英文著述。这部作品绝非简单地向非汉语读者介绍李清照和她的作品,而是把她搁置在文学史的坐标系和性别政治的庞杂上下文里,艾朗诺的研究方法论势必将对主流汉语学界产生极大影响。

中国古代大部分诗人、词人为男性,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由于性别差异,不会认为那些站在女性视角上的文学创作等同于他们的生平。当作者是身为女性的李清照时,学者们似乎一下模糊了作品中的“叙事人”和作者本人之间的界限。

《才女之累》 驳斥了学界关于李清照生平一些重要问题的主流观点和取证方法。关于李清照的史料,流传至今的相当有限。主流的李清照研究者们在对相关文献竭泽而渔之后,也苦于史实的匮乏,所以学者们不得不在作家的词作中探寻其生平的蛛丝马迹。可能正是因为李清照生平可考的材料实在太少,于是乎她的数量有限的词作便成了学者们“想象”其人的重要史料。

李清照在 《浣溪沙》 中描绘了一名孤独的闺阁子女,学者陈祖美就推断这是李清照少女怀春的写照,根据词中对风景的一些描述推断了词作地点,甚至还以“少女怀春”这一点为这首作品进行系年。

在《减字木兰花》 中,李清照说自己买了一盆花,学者诸葛忆兵就推断她真的买了一盆花,而且买来是为了与丈夫赵明诚共赏的,甚至还自由发挥,认为“买花是为了赏花,是对美的欣赏,同时也是为了装饰自己,珍视自己的青春年华……她精心化妆,当然是为了博得丈夫的赏识,所以,买花、戴花的动作中又多了一层对幸福爱情执着追求的含义。”

如上种种漫无边际地把词作当成生平的过度阐释,在很长时间内统治了李清照的生平研究。

艾朗诺指出,与具有一定纪事功能的诗不同,词这一文学体裁,有着大量的虚构和想象,不能将词的内容简单当成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当然事无绝对,如苏东坡的很多词作,有明确的标题或是自序,就可以看成是具有明确纪事功能的词(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故事)。而大部分词作是抽离了现实事件之后的假想和遐思。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愿意自比妇人或青楼女子,站在女性的视角描写闺怨、思夫等情愫,用来比附士大夫苦于不被君主赏识的怀才不遇之感。因为中国古代大部分诗人、词人都为男性,所以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由于性别差异,绝不会认为那些站在女性视角上的文学创作等同于他们的生平,至多是他们对自身际遇的一种情绪。当然也有特例,就是李煜,人们在谈论他的词作时,也多半会进行“自传式解读”。

当作者是身为女性的李清照时,学者们似乎一下模糊了作品中的“叙事人”和作者本人之间的界限。因为二者皆为女性,所以研究者们很容易就将词作中的内容,看作是作者生平的直接证据,从而将大量可能只是出于李清照想象或是诗词创作套路中的女性视角,当成了她的生平真实反映。这种自传式的解读法,在相当长时间内统治了学界对于李清照日常生活的看法。而艾朗诺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读视角,虽然未能给李清照生平研究做加法,但却通过利落的减法,使得李清照与她的“婉约”人生相分离,这也有助于我们体察在那个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年代里,李清照本人的不甘、坚忍、反抗,甚或雄心。

关于李清照“再嫁又离婚”这一文学史公案,往来争鸣文章甚多,但很少有人跳出对事实细枝末梢的争议考据,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才女之累》 一书将不同时代观点所建构的社会成因、文化心理和具体表征一一剖析。

艾朗诺在 《才女之累》 中花费三章笔墨来厘清李清照在宋代及之后的接受史。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因文学成就被同时代人和后人认可的女性,但由于南宋之后理学的崛起,包括文艺批评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领域都受“道德化”的影响,李清照在丧夫之后的再嫁和离婚便成为了她人生的污点。

宋代的文人对于李清照的评价不仅有文学方面的,还掺杂了大量道德层面的评论。比如北宋学者朱彧就感叹李清照“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话里话外多少还有惋惜之意。而宋代著名诗话《苕溪渔隐丛话》 的作者胡仔在其书中记录李清照再嫁之事及后来她的自辩时,提及“传者无不笑之”。这里的“笑之”绝非善意的笑,而是带有嘲讽、不屑、窥私,乃至看热闹、瞧八卦的市井俚俗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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