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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近古期(3)

──自北宋至清代中叶(3)

2016-08-25 15:47:31 《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

  三五 北宋道学家的文论

  道学风气,是承继了以前唯心的佛道思想,并接受了韩愈以后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思想而形成的。这种风气,是从周敦颐开始的,文以载道之说也创始于周氏。周氏《通书》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致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辞》第二十八)他再说:“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这都是重道轻文之意。不过他讲到“笃其实而艺者书之”,讲到“美则爱,爱则传”。还并不主张完全废饰,只是不要徒饰而已。

  到了二程──程颢程颐,再加推阐,那就趋于极端。程颢说:“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盖有德者必有言,而曰我于辞命则不能者,不尚言也。”(《二程外书》一)程颐也说:“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二程遗书》二十五)他们都深信“有德者必有言”之语,于是有所谓“倒学”之说。

  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二程遗书》十八)本来,二程以前,吴孝宗早有“古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之语(开《优古堂诗话》引)刘敞亦言:“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公是先生弟子记》)这些似乎即为程说所本,不过程氏说得更为明白而已。

  于是,进一步且以文章与异端同科《二程遗书》卷十八云: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又卷六云:“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卷十八云:“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此虽不与异端并论,但已屏文章于道学之外,欲趋于道者,便不必求其能文了。程颐云:“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言语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二程遗书》二十五)此则正离考据词章与义理而为三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义理之外无学,义理之外即有学也不是学之本。

  于是,更进一步有作文害道之说。《二程遗书》(六)称二先生语:“扬子之学实,韩子之学华,华则涉道浅。”为了顾到道,势必不重华,所以学文为道,成为不能兼顾的事。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谓:“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伊川文集》四)这已说的很明白,其言愈华,其离道愈远。至其《答朱长文书》(或云此明道之文)又谓:

  向之云无多为文与诗者,非止为伤心气也,直以不当轻作尔。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人之言虽欲已,得乎?┅┅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伊川文集》五)这是直言诗文不当轻作,作则反害于道。《语录》中间也有同样意思。程颢说:

  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至如博观泛滥,亦自为害。程颐说: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只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常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二程遗书》卷十八)这种论调可用来反对纯艺术论,但他们本于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反对纯艺术论,那就必然以作文为玩物丧志,成为道学家的偏见。濂溪论文,犹不废饰,二程论文,始以为有德者必有言,不要致力于文。一方面歧文与道为二,而以为学文则害道;一方面又合文与道为一,而以为明道即能文。于是才主张文不可学,亦不必学。但是对于张载的《西铭》,未尝不见到此意,却无这种笔力以达之,那就可知学文固未尝不有裨于道,而明道的结果还是未必一定能文的了。

  二程以后,其门弟子等续有阐说,但是都是重道轻文的主张。杨时本于二程倒学之说,进一步分别唐学宋学所由不同的原因。唐人宗经征圣,宋人也是宗经征圣,可是结果怎样呢?杨时《送吴子正序》中说:“元和之间韩柳辈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学圣人而结果反异于圣人,于是他于《与陈传道序》中再说明它的原因,认为“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圣人,而特患乎不知圣人之所以学也。”(均见《杨龟山先生集》二十五)怎样学呢?他再指出所以学的方法,说:“士之去圣远矣,舍六经亦何以求圣人哉?要当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则庶乎有得矣。”(《与陈传道序》)他们认为:在自己对道未明以前,应当要精思,要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程颐的弟子尹享也是这样主张。《和靖集》中有一节云:

  冯忠恕曰,先生学圣人之学者也。圣人所言,吾当言也;圣人所为,吾当为也。词意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玩味,讽咏言辞,研索归趣,以求圣贤用心之精微。二曰涵养,涵泳自得,蕴蓄不挠,存养气质,成就充实,至于刚大,然后为得也。三曰践履,不徒谓其空言,要须见之行事,躬行之实,施于日用,形于动静语默开物成务之际,不离此道。所谓修学,如此而已!所谓读书,如此而已!(《和靖集》八)在这儿所谓“玩味”,所谓“涵养”,实在就是精思默会的意思。事实上,这种唯心的讲法,古文家也是这样的。《和靖集》中再有一则语录云:

  先生尝与时敏言,贤欲学文,须熟看韩文公六月念六日白李生足下一书,检之乃《答李翊》。中云:“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先生之意在此。(《和靖集》七)他们所取于古文家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古文家可以本之以学文,道学家也可以本之以学道,所以是不冲突的。可是,这种方法毕竟是脱离实际的,古文家已走错了路了,道学家想纠正过来,却还是采取同样的方法,当然也不会切合实际了。

  他们又认为:在自己对道既明以后,就要重力行,而力行也是从“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得来的。体会到一些圣贤气象,也就这样模仿起来,这就是他们所谓“力行”。尹享《进论语状》云:“学贵于力行,不贵空言,若欲意义新奇,文辞华赡,则非臣所知也。”(《和靖集》四)“力行”,也就是上文所讲的“践履”。但是因为脱离实际的关系,所以体会以后即使讲力行,也不过规行矩步,成为乡党自好之士而已。后来陈亮就反对这种脱离实际的行动。他说:“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后来周密也反对这种末流虚伪的风气。他说:“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目合眼号为默识。”(《齐东野语》)从前一点讲,他们所玩味的,只是心性之理,根本不重在文辞;从后一点言,即使他们体会有得也不要见诸文字。所以他们所谓“文以载道”已经把“文”看作发表思想的工具,不看作“文学”;再进一步,连这些认为体会有得的还不要见诸文字,这真走到极端了。

 

 (责任编辑:子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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