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分科学习 > 文学艺术 > 学科简史 > 时序篇 > 

中国文学批评史:近古期(4)

──自北宋至清代中叶(4)

2016-08-25 15:47:11 《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

  三六 北宋政治家的文论

  政治家的文论就和道学家的见解不一样;在当时,最足以代表的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意见尽管不一致,但是论文见解却是一样的。此外,李觏也可以算是政治学家,其见地也是一样的。

  就反对雕锼无用的文辞这一点讲,政治家和道学家古文家都是一致的,不过政治家更强调在“用”的方面:就“文”讲要重在用,就“道”讲也一样要重在用。这是政治家文论,──也就是政治家学说──最突出的一点。

  我们现在先讲一讲范仲淹和陈舜俞。范仲淹以名儒而为名臣,陈舜俞政治地位虽不高,但是少学于胡瑗,长师欧阳修,而友司马光苏轼等,毅然有经世志,所以学术思想也与政治家相近。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云:“夫善国(疑有扌兑字)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范文正公集》九)陈舜俞有一篇文章叫做《说用》,说明道与用的关系,分得更清楚。他说:“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天下国家所以道其道而民由之,用其用而民从之,非以华言单辞,殊指奥义,为无益之学也。故《易》有吉凶,吉凶者得失之用也;《书》有典诰,典诰者治乱之用也;《诗》有美刺,美刺者善恶之用也;《春秋》有褒贬,褒贬者赏罚之用也;《礼》有质文,质文者损益之用也;《乐》有雅郑,雅郑者性情之用也。故深于《易》者长于变,深于《书》者长于治,深于《诗》者长于风,深于《春秋》者长于断,深于《礼》者长于制,深于《乐》者长于性。”(《都官集》六)古文家道学家和政治家一样的宗经,但是古文家于经中求其文,道学家于经中求其道,而政治家则于经中求其用。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分别。

  因其主于用,故其论文,以礼教治政为文。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云:“光昔也闻诸师友曰,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古之所谓文者,乃所谓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为谓文也。”(《传家集》六十一)李觏《上宋舍人书》亦云:“贤人之业,莫先乎文。文者岂徒笔札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器焉。其大则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上之为史则怙乱者惧,下之为诗则失德者戒。发而为诏诰,则国体明而官守备;列而为奏议,则阙政修而民隐露。周还委曲,非文曷济!”(《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七)王安石《与祖择之书》云:“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适焉,一否焉,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彼其于道也,非心得之也。其书之策也,独能不悖耶!故书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无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书之策而善者也:皆圣人也。──易地则皆然。”(《临川集》七十七)这些都是政治家的文学观。盖政治家之所谓道,是要见之于事功,不重在体之于身心;是要验之于当今,不重在修之于一己。故其论旨虽与道学家相近而毕竟不同。司马光《答陈充秘校书》云: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然则孔子之道,非取诸己也,盖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诸己也,钩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学者苟志于道,则莫若本之于天地,考之于先王,质之于孔子,验之于当今,四者皆冥合无间,然后勉而进之,则其智之所及,力之所胜,虽或近或远,或大或小,要为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无益矣。(《传家集》五十九)其论道欲本之于天地,验之于当今,便与道学家之专主折衷于孔子者不同。此与王安石所谓:“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正是同样意思。政治家因为主用,故于道必验之于当今,必作而为治教政令,而所谓文者不过“道其然而已矣”。这样,能“书之策”者,同时必能“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这又是论文主用必然的结果。李觏《上宋舍人书》云:“窃谓文之于化人也深矣。虽五声八音,或雅或郑,纳诸听闻,而沦入心窍,不是过也。尝试从事于简策间:其读虚无之书,则心颓然而厌于世;观军阵之法,则心奋起而轻其生;味纵横之说,则思诡谲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学,则苛刻而泥廉隅;诵隐遁之说,则意先驰于水石;咏宫体之辞,则志不出于奁匣:文见于外,心动乎内,百变而百从之矣。谅非淳气素具,通识旁照,则为其所败坏如覆手耳。韩子有言曰:‘儒以文乱德’,岂谓是乎?”(《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七)此虽就以文乱德方面讲,但和王安石所谓:“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仍是同一意思;不过一从正面说,一从反面说而已。

  既主于用,故不会偏主于修辞,而所言遂与古文家异趣。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云:

  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达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必也,以华藻宏辩为贤,则屈、宋、唐、景、庄、列、杨、墨、苏、张、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后也。颜子不违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岂尚辞哉!(《传家集》六十)其解辞达,谓足以达意斯止,这就和苏轼的意见不一样。王安石《上人书》云: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临川集》七十七)其解“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谓尚辞非作文之本意,也与苏轼之言不同。盖他以为韩、柳虽尝语人以文,只是语人以辞,并不曾论作文之本意;古文家之论文,本只是语人以辞,道学家与政治家,则再要论到作文之本意。论到作文之本意,所以“无事于华藻宏辩”,所以“不必巧且华”。然而古文家与政治家的分别正在此。盖语人以辞,则其所诣各异;论作文之本意,则其归趣恒同。苏轼《答张文潜书》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经则王氏之同也。”这是古文家攻击政治家论文的论调。盖政治家之论文,既以礼教治政为文,则当然重在教化,而不得不求其道同风一了。

  政治家于文于道都重在“用”,所以要验之于当今。要能验之于当今,所以必有特殊的识见。因此,一方面不致如古文家之拘于义法。李觏《答黄著作书》云:

  汉杰罪我不如李习之,不为僧作钟铭。习之之论信美矣!然使唐来文士皆效习之所为,则金园宝刹碑版若林,果谁作也?┅┅圣贤之言,翕张取与,无有定体,其初殊途,归则一焉。犹李汉所谓:“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何须开品便随古人!汉杰使我效李习之,胶柱矣!今之学者谁不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为文之道,止此而已,则但诵得古文十数篇,拆南补北,染旧作新,尽可为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觏之施为,异于是矣。(《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八)这是政治家攻击古文家的论调。这种见解,实在要比古文家通达一些。欧阳修《与黄校书论文章书》谓:“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欧阳文忠公全集》六十七)古文家也不是不讲才识兼通,深中时弊,不过因为古文家有所蔽,所以虽也讲到识,往往成为不切实际之识。

  另一方面,就道言,政治家的见解也比道学家为通达。李觏有《原文》一篇谓: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熹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无欲也。┅┅古人之言,岂一端而已矣!夫子于管仲,三归具官,则小之,合诸侯正天下则仁之,不以过掩功也。韩愈有取于墨翟庄周,而学者乃疑。噫!夫二子皆妄言耶?今之所谓贤士大夫,其超然异于二子者耶?抑有同于二子,而不自知者邪?何訾彼之甚也!(《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九)此等见解,岂道学家所能有,亦岂道学家所敢说!所以说,政治家之所长在识。因此,照政治有的文论推阐下去,倒会接近一些现实主义。只因他们所谓的“文”,都是局限于传统的“文章博学”的文,因此也就只能做到适合于“治教政令”的文,适合于思想教育的文;就文体言,适合于“篇什”的文。

 

 (责任编辑:子秋)


分享到:
  • 欢迎,   已有0条评论
最新评论

学习网首页
思想理论
资    政
学习中国
党史党建
企业天地
科学技术
海外风采
综合专题
理论百科
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