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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近古期(9)

──自北宋至清代中叶(9)

2016-08-25 15:44:01 《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

  四一 胡铨与楼钥

  到了南宋,只有道学家的文论没有古文家的文论,不过在道学家的文论中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就古文家所提出的问题而加以阐说的,这可以胡铨为代表;另一种是纯粹道学家的见地,和古文家处于敌对地位的,这可以朱熹为代表。

  胡铨在南宋道学家中,时代较早,所著有《澹庵集》。其论诗论文虽不离一个“道”字,然而说来却不拖泥带水,没有一般道学家的习气。盖他所说明的仍是文的问题而不是道的问题;易言之,仍是以前古文家所提出的问题而不是道学家所提出的问题。

  澹庵论文见解之中心,即在“文非生于有心,而生于不得已”一语。这句话,古文家也说过,诗人也说过,原不是他的创见,不过他能在这方面涂上一些道的意味,于是虽是古文家的理论而与古文家不同,虽是道学家的思想而说来也比一般道学家为通达。

  由“文非生于有心”的问题言,似乎近于道学家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之意,然而却用以说明韩愈“气盛言宜”的理论,那么,虽主于道而不流于迂腐了。他在《答谭思顺》一文中,因谭氏引及孟子观海难为水,游圣门难为言之论,于是大加发挥;先从海的伟大说明海之难为水之意,再说到圣人之伟大以明圣门之难为言之意。他说:

  知海之难为水,则知圣门之难为言,亦犹是矣。今夫源得流必洪,必至之理也;有德者必有言,亦必至之理也。难为水者非水之难也,其渊源之大为难;难为言者,非言之难也,其德之盛为难。德,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毕浮。德盛则其言也旨必远,理也。昔者孔子道大而德博,其垂世立教,非有心于言也,而能言之类莫能加焉。(《澹庵文集》九)这一节所说明的是道愈大德愈博则能言之类莫能加。苏洵以水喻文,固然不错,然而水有大小,不能一概而论,水愈大则变态愈无穷,所以风水相遭,虽是天下之至文,而这至文之成功,仍在于平日之蓄积,仍在于道之大与德之博。那么,“有德者必有言”,便找到根据,而此种根据,不落于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因为所说明的仍是古文家的理论。

  由“文生于不得已”的问题,似又近于古文家所谓风水相遭之说,然而却仍本于道学家的见地,并不同于古文家的口吻。他再在《灞陵文集序》中说明文皆生于不得已的现象,谓:

  凡文皆生于不得已,┅┅其歌也或郁之,其诗也或感之,其讽议箴谏讥刺规戒也或迫之。凡郁于中而泄于外者,皆有不得已焉者也。(《澹庵文集》十五)他再举了好些例,自唐虞三代说起以至孔孟屈荀韩柳李杜诸人,证明其所作皆出于“放逐厄塞羁愁之思”,而不能自已。此说,固不能算是澹庵的特见。然而他下文却接着说:

  然则其何以传道而示后世哉?曰:书所以卫道,而非所以传道也。书者道之文也。韩愈《原道》曰:“其文则《诗书易春秋》”,是《诗书易春秋》,道之文也,而不可以谓之道。况诸子百家之书而谓之道,可乎?道之传以人而不以书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是传道者以人不以书也。孔子于诗,蔽之以一言,曰思无邪;孟子于《书》之《武成》,止取二三策,是圣贤盖以心传道,而非专取于《诗书》之文辞而已也。道苟得于心,书虽不作可也,文何有哉!

  他谓:“书所以卫道而非所以传道”,“道之传以人而不以书”,于是说到“道苟得于心,书虽不作可也,文何有哉”!这些话便不是古文家的见解。所以此文虽也讲到风水相遭之说,而与苏洵的结论不同。

  风水相遭,他也承认是天下之至文,然而(一)至文之成功,全靠平日的蓄积,同样的风水相遭,而姿态有大小之异,则可见道大德博的重要了。(二)因此关系,于是对于至文之观察,不应仅看他一时的变态,更应注意他平时的常态。既知文生于不得已,那么他所表现的原不过应付此一时不得已的情形而已。假使此一时不得已的情形,变了一种方式,则所表现的也将随而成为另一姿态,此所以书只是道之文而不可以谓之道。道之传以心而不在文,得其心则常变奇正,触类皆通;不得其心则泥于迹象求之,结果只成为规范模拟之作而已。由前者言,是欲其水之广大;由后者言,又欲看到风未起时的景象。所以虽是风水相遭的比喻,而成为道学家的思想涂泽在古文家的理论上面。

  此种见解颇为重要,直是前人所未发。后来楼钥论文,即本胡氏此意以阐发。其《答綦君更生论文书》云:

  来书谓长江东流,不见其怪,瞿唐滟之所迫束,而有动心骇目之观,诚是也。然岂水之性也哉!水之性本平,彼遇风而纹,遇壑而奔,浙江之涛,蜀川之险,皆非有意于奇变,所谓湛然而平者,固自若也。滟之立中流,或谓其乃所以为平,此言尤有深致。┅┅妄意论文者当以是求之,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唐三百年文章三变而后定,以其归于平也。而柳子厚之称韩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谓怪怪奇奇。二公岂不知此,盖在流俗中以为奇,而其实则文之正体也。┅┅文人欲高一世,或挟战国策士之气以作新之,诚可以倾骇观听,要必有太过处。呜呼,如伊川先生之《易传》,范太史之《唐鉴》,心平气和,理正词直,然后为文之正体,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读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静,过者以为无奇,必见高崖悬瀑而后快。韩文公之文,非无奇处,正如长江数千里奇险时一间见,皆有触而后发,使所在而然,则为物之害多矣。(《攻鬼集》六十六)此文所言,即本胡氏之意,而发挥得更为透彻。楼钥,本是胡氏所赏识的人,隆兴元年,楼钥试南宫,时胡铨为考官,曰此翰苑长才也,所以楼氏之学虽不出于胡氏,而可以受胡氏思想的影响。此种见解的重要,乃在能破古文家好奇的主张。王禹之所论也与此同一见地,不过还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场;必如胡铨与楼钥之所论,才是道学家的见地。

  

(责任编辑:子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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