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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近古期(1)

──自北宋至清代中叶(1)

2016-09-23 10:29:37 《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

  三三 宋初之文与道的运动

  宋初之文与道的运动,可以看作韩愈之再生。一切论调主张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之复现。这所谓韩愈精神之复现,最明显的,即是“统”的观念。因有这“统”的观念,所以他们有了信仰,也有了奋斗的目标,产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进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绩。韩愈之成功在是,宋初人之参加文与道的运动者,其主因也完全在是。唐宋两代本是封建经济发展的时代,封建思想的一再抬头,自有它的原因。

  论到“统”的观念之创始,固不起于韩愈。《孟子·尽心》篇谓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云云,这已是道统说之滥觞。《论衡·超奇》篇云:“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周)之徒欤?”这又是文统说之滥觞。但宋人文统道统之说,其渊源似不出此;其关键全在于韩愈。韩愈《原道》篇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固然是道统说之所本,实在也是文统说之所自出。韩愈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所以斯文斯道一脉之传,在宋初一般人看来,好似完全集中在韩愈身上。柳开《应责》一文云:“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河东集》一)他心目中的韩愈,即是能以斯文斯道之重自任者;而他之所自期,也即在继韩愈之道与文。所以我说这是韩愈精神之复现。

  稍后,在孙复石介所言,更可以看出此关系。孙复《信道堂记》云:“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三十年,处乎今之世,故不知进之所以为进也,退之所以为退也,喜之所以为喜也,誉之所以为誉也。”(《孙明复小集》二)石介《尊韩》一文云:“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贤人可也。故自吏部来三百余年矣,不生贤人。”他们这样推尊韩愈,以韩愈继承道统,都是宋初人的见解。在濂洛未起以前,韩愈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石介在这个运动中便只希望韩愈之复生。其《与裴员外书》云:

  噫!文之弊已久。┅┅文之本日坏。┅┅吾当思得韩孟大贤人出,为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辟而无荒碛,人由之直至于圣,不由曲径小道,而依大路而行,憧憧往来,舟楫通焉,适中夏,之四海,东西南北,坦然廓如,动无有阻碍。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来南郡,又逢孙明复。韩孟兹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复为忧;斯道之塞,吾不复以为惧也。(正谊堂本《石徂徕集》上)又《上赵先生书》云:

  传曰:“五百年一贤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扬子,扬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验欤?孔子孟子扬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虚生也;存厥道于亿万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堕坏,扶颠持危,当在有道,先生岂得不危(一作为)乎?仲尼有云:“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为,则请先生为吏部;介愿率士建中之徒,为李翱李观。先生唱于上,介等和于下;先生击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犄之,介等角之;又岂知不能胜兹万百千人之众,革兹百数千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为盛,与大汉相视,巨唐同风哉?(《石徂徕集》上)为了斯文之弊,为了斯道之塞,时而以为韩愈已生,时而复以韩愈期人,这种精神,这种态度,真与韩愈相同。人家虽未必真成为韩愈之再生,而石介自己,却已成为韩愈精神之复现了。故其《上张兵部书》又云:“介尝读《易》至《序卦》曰:‘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故受之以复’。┅┅今斯文也,剥已极矣,而不复,天岂遂丧斯文哉!斯文丧则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见矣。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于斯,未尝不流涕横席,终夜不寝也。已无孟轲、荀卿、扬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复斯文,其心亦不敢须臾忘。”(《石徂徕集》上)这种以斯文斯道自任的态度,似乎较韩愈更迫切些。所以我以为后来文统道统之说,实以受宋初诸人之影响为多。

  事实上,能不能成为韩愈之再生呢?能不能再同韩愈这样学道好文二者兼营呢?这不但到后来要分歧,就是在宋初也已经有些分歧了。

  柳开,是宋初古文运动中最早的一个人,但是表面上是古文运动,骨子里早开道学的风气。我们只看他起初名肩愈字绍先(一作绍元),就可知道他是以韩柳为宗而以斯文自任。后来易名为开,字仲涂,其意以为:“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吾欲达于孔子者也”;(见《河东集》卷二《补亡先生传》)那就可以知道他又以斯道自任了。所以他《应责》一文说明其为古文的理由完全因于道。其言云:

  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子不能味吾书,取吾意;今而视之,今而诵之,不以古道观吾心,不以古道观吾志,吾文无过矣。吾若从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苟不可,则吾从于古文。┅┅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责于我。责于我也即可矣?责于吾之文与道也,即子为我罪人乎?(《河东集》卷一)其《上王学士第三书》说得更偏。如云:“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河东集》五)这就是以道为本而文为末,以道为目的而文为手段的主张,和后来道学家文以载道的口吻没有什么不同。

  由于明道,于是连带的再言致用,这又开政治家的论文主张了。宋初理学,本来重在应用所以胡瑗在湖州学中就分经义治事为两斋,而范仲淹也以名儒而为名臣。孙复《答张氵ぁ(一作洞)书》谓:

  《诗书礼乐大易春秋》皆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也。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后人力薄,不克以嗣,但当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或则发列圣之微旨,或则名诸子之异端,或则发千古之未寤,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政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贤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天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铭解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孙明复小集》二)在这里所应注意的,就是因为尚用,所以还接触到一些现实。他所谓:“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述国家之安危”,这就比古文家以道为幌子要切实得多,就是比后来道学家空言心性,也要具体。所以古文家论文不及歌诗,而他是包括歌诗的。他在这篇文中再说:“文者道之用也”,这也是文以载道的意思,但是他再说:“道者教之本也”,那就偏于教化,成为政治家的主张了。

  这种意思,到了石介说得更明白。石介《怪说中》攻击做西昆体的杨亿、刘筠,其主旨所在,只因为:“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元刂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作圣人之道。”所以他反对这些无用之文。其《与张秀才书》云:“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以为文之道也。由是道则圣人之徒矣;离是道,不杨则墨矣,不佛则老矣,不庄则韩矣。”(《石徂徕集》上)这些话不过是孙复“文者道之用”一语的注脚,而说得更狭一些。又其《上蔡副枢书》云:“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石徂徕集》上)这又是孙复“道者教之本”一语的注脚。假使我们说柳开的主张是道学家文论的先声,那么孙复石介的主张可以说是政治家文论的先声了。

  最后再就偏重在文的方面的讲一讲,那就可举穆修、宋祁和王禹、田锡作代表。穆修也是宋初古文运动中重要的人物,邵伯温《辨惑》称其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者,得金募工镂板,印数百部,自鬻于相国寺。我们就从这个故事来看,也可以看出他从事古文运动的一股势劲。其《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云: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专雄歌诗,道未极其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柳《平淮西雅章》之类,皆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二先生之文则谁与!(《河南集》二)他甚至再说:“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然求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所以宋代的古文运动,一开始就强调“统”的观念。《四库总目提要》称:“唐时为古文者主于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巨制,不成家者则流于僻涩。宋时为古文者主于宗先正,故欧曾王苏而后沿及于元,成家者不能尽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这话也有相当的理由。

  在当时,古文有一脉相传,大都是皇甫一派,所以柳开穆修的文章,都不免偏于僻涩,而到宋祁为尤甚。相传宋祁与欧阳修《唐书》,宋严于用字,时常改得险怪不可读,欧阳修戏书“宵寐匪祯札闼洪庥”嘲之。我们从这故事来看,就可以知道《宋景文笔记》中论文之语,所以还多以新奇为标准。如云:

  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卷上)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音,过于恸哭。”刘梦得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信文之险语。

  韩退之云:“妇顺夫旨,子严父诏。”又云:“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语也。(卷中)可见他所心折者在此,但其《笔记》中自言:“年过五十,被诏作《唐书》,精思十余年,尽见前世诸著,乃悟文章之难也。虽悟于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视五十以前所为文,赧然汗下,知未尝得作者藩篱。”又云:“余于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始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几才至于道乎?”又云:“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不知他晚年有所悟入者,究竟觉得险涩怪僻之非呢?还是觉得新奇险怪还不够标准呢?还是所悔的仅仅是早年所作的骈体文呢?我想行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也许觉得欧阳修开辟的道路才是康庄大道,刚才有所觉悟吧!但是何以笔记中还有主张新险的意思,而修《唐书》还是必须言艰思苦呢?那对于他的有所悟入,也只能算是一个谜了。

  可是,宋初的文论,开欧苏先声者也不是没有人。王禹的文论就是主张平易的。王禹的时代比穆修宋祁还要早一些,他也同样推重韩愈,但是所取于韩愈者,并不在其奇险。他说:

  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其间称樊宗师之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称薛逢为文,以不同俗为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与六籍共尽。此盖吏部诲人不倦,进二子以劝学者,故吏部曰:“吾不师今,不师古,不师难,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唯师是尔。”(《小畜集》十八,《答张扶书》)大抵当时自有一辈人对于所谓“古文”不免有些误解,不是以为必须“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便是以为必须磔裂章句,隳废声韵,破偶而用奇。即就柳开而言,他自己说古文非在词涩言苦,然而他的文体却正近艰涩。可知一时风气,在贤者犹未能自外。《宋景文笔记》(上)亦言:“李淑之文┅┅末年尤奥涩,人读之至有不能晓者”,可知此正是宋初古文一般的风气。但在王禹的意思,便认为不必如此。所以他再说:

  夫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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