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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乃珊的笑和她打开的另一扇门

2018-02-24 11:40:15 解放日报 毛时安

  程乃珊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她的笑声。总以为大户人家的女子,笑得莞尔、文静,带着点修饰的意味。就像文学作品的句子要那么点修辞,来显示文采的不同。程乃珊的笑,是大声的,人未到,声先到,笑先到,几步开外就可以听到。程乃珊的笑,是不假掩饰的,发自内心的开怀爽朗的笑,是率真而富有感染力的,那种纯净的笑,总使我奇怪地联想起阳光下堆着的细细的白糖来。五年来,每当想起程乃珊,我就会听到她的笑声,看到她生动飞扬、充满了活力的笑容,那来自天堂的笑声。是的,我断定,在天国她依然保持着当年在人间的热情和爽朗。

  我和程乃珊认识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的照面应该是在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举办的青年作者学习班。就是在中国文学大河陡转的节点上,程乃珊勇敢且带着点胆怯、羞涩,开始了她的文学书写。像世界的那些大城市一样———伦敦的东区和西区,北京的东城和西城———早年上海的空间,曾经有它“上只角”和“下只角”的独特历史文化格局。一般来说,“上只角”和“下只角”形成了上海空间富裕/贫困、享受/艰苦、充足/匮乏、华丽/粗粝、脑力/体力、商业娱乐/工业产业的二分格局。以前,“上只角”在上海人心目中是想象中的“上流社会”。绿树掩映中的尖顶小洋房,落地钢窗打蜡地板,地坪装着弹簧的舞厅,烛光灯下在高脚玻璃杯里晃动的血红的葡萄酒、琥珀色的威士忌,以及钢琴、电扇、西餐、咖啡……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工人、工厂、新村,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则成为作家们描写讴歌的主要题材。

  从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开始,呈现更多元生活状态的那些人们在程乃珊小说中陆续登场,他们以文化和知识服务于一个新的时代,但他们身上和血脉里也流淌着过去时代的痕迹,保留着考究的衣食住行、生活习俗,以及修饰得体的文化教养。然而,毕竟那还是一个冰河解冻的时代,程乃珊的叙事是试探性的、小心翼翼的,同时也带着她初登文坛的青涩和稚嫩。但那些男女主人公文质彬彬的气质,文字间弥漫着的和大多数当代文学作品不同的气息,很快就吸引了读者。对于广大已然习惯了工农兵文学的读者来说,程乃珊正在建构的文学世界则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全新的阅读快感和体验。1984年2月《上海文学》发表了我写的程乃珊小说评论《独特的生活画卷》。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作家论,也是程乃珊小说的第一篇综合评论,对我、对她,都影响深远。

  因缘际会。因为写作,我和她认识,成了朋友。我是个记性较差的人,记得的东西少,因为少,记住了,就是一辈子。西方礼数我记得两条。一是“After you(您先)”,是跟外籍英语教师凯瑟琳在电视节目《Follow me》中学的。出国在电梯里,遇见老人孩子女士,说一句,很溜,很受待见,外国人以为我英语底子有多棒。还有一句就是“Lady first(女士优先)”,程乃珊夫君老严就是实践这句话的模本,永远忠心耿耿,保镖似的保护着太太,多少也强化了我对女性尊重的意识。开始,我们都比较拘谨。后来熟悉了,时常会听到她大声开怀的笑。事实上,程乃珊成了这座城市某种生活方式的一个代言人。她在《新民晚报》发表《你好!帕克》,一下子唤起了这座城市蛰睡已久的对好莱坞巨星格里高利·帕克的怀念旋风,而且居然收到了帕克的签名影集。几年后,又和白发苍苍的帕克在美国的寓所见了面,谱写了一段浪漫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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