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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兰台文人到“宪府文章”

2016-08-08 19:45:42 《古典文学知识》 陈君

  两汉之间的扶风班氏,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文学家族。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收入扶风班氏三代、四人共十三篇作品,其中有班婕妤《怨歌行》,班彪《北征赋》、《王命论》,班固《两都赋》、《幽通赋》、《答宾戏》、《典引》、《封燕然山铭》、《公孙弘传赞》、《汉书》史述赞三篇(《述高纪第一》、《达成纪第十》、《述韩英彭卢吴列传第四》),班昭(曹大家)《东征赋》,涉及赋、乐府、设论、符命、史论、史述赞、论、铭八种文体,可谓文运昌盛。在这个家族中,文学成就最大的当推班固。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文学家与史学家。

  扶风班氏为战国时代楚令尹子文之后,应劭《风俗通》云:“(班氏)楚令尹鬬班之后,即於菟也。”(东汉应劭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秦灭楚后,为巩固政权实行移民政策,将班氏迁移到晋代之间,遂以班为姓。“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子班孺“为任侠,……官至上谷守”,班氏这时已成为北境的豪族。到西汉后期,由于班况之女班婕妤与成帝联姻,班氏迁居京兆地区,进入主流文化圈。扶风班氏虽是贵戚,但与一般的贵游子弟不同,如班况长子班伯虽“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绔之间,非其好也”。长安地区是当时的文化中心,班氏与儒生、文士交往密切,班况三子班伯、班斿、班稚,皆好学,班氏形成了儒雅好古的门风。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又从郑宽中、张禹受《尚书》、《论语》,“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上(成帝)赐以秘书之副(《汉书》卷一百上《叙传》)”,班稚子班彪“性沈重好古”(《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杨子云以下莫不造门”(《汉书》卷一百上《叙传》)。两汉之际的扶风班氏,具有了外戚与儒族的双重身份。

  班氏家族虽贵显于西京,在新莽之世却玄默自守。赤眉军攻入长安之后,班固的父亲班彪初投隗嚣,后避地河西,并于建武十二年(36)从窦融东归洛阳。初举司隶茂才,“为徐令,以病去官。后数应三公之召”,并任望都长。但总的来看,班彪位望并不通显,班固也说他“仕不为禄,所如不合”(《汉书》卷一百上《叙传》)。这一方面是因为班彪并非刘秀的元从和嫡系,所以不能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中儒生气质太浓而难合流俗。《览海赋》透露了班彪赴任途中的黯淡心境:“余有事于淮浦,览沧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从容而遂行。……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箱。命韩众与歧伯,讲神篇而校灵章。愿结旅而自托,因离世而高游。骋飞龙之骖驾,历八极而回周。”(《艺文类聚》卷八)文中流露的出世之意,与《览海赋》中的萧索情绪是一致的。此外,班彪还作有《悼〈离骚〉》:“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艺文类聚》卷五六)正是他晚年失意心境的写照。

  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于望都任上,班固时年23岁,归扶风安陵服丧。父亲班彪的去世,对班固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在《幽通赋》里写道:“咨孤蒙之渺渺兮,将圮绝而罔阶。岂余身之足殉兮?世业之可怀。”丧父的悲凄之情溢于纸上。作为家里的长子,班固要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这是不可逃避的责任。而班固的压力还不止于此,家世的显赫与现实的困顿,需要他做出点成绩,重振祖先的光荣。就生活和家世两方面的压力而言,后者似乎来得更大一些,二十多岁的班固的确需要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前路和家族的远景了。

  中元二年(57)班固服丧期满之时,适逢东汉君主易代。这年二月,光武帝刘秀病死在洛阳宫中,时年六十二。明帝即位后,重用功臣邓禹与母弟刘苍,中元二年二月诏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并可以受六尺之托,临大节而不挠。其以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太尉。”(《后汉书》卷二《明帝纪》)刘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吸引了不少名士、君子,入幕府者先后有名士南阳朱晖、隐逸君子太原苟恁、学者文人杜抚等。沉潜三年之后,班固急于求用,因此不念卑微大胆上书。奏记云:

  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视听之末,私以蝼蚁,窃观国政,诚美将军拥千载之任,蹑先圣之踪,体弘懿之姿,据高明之势,博贯庶事,服膺《六艺》,白黑简心,求善无厌,采择狂夫之言,不逆负薪之议。窃见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将军宜详唐、殷之举,审伊、皋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览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则将军养志和神,优游庙堂,光名宣于当世,遗烈著于无穷。(《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固传》)班固首先对东平王刘苍的地位及其品德大加赞颂,又劝谏刘苍用人要以才德为本,“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接着班固向刘苍推荐六位名士、大儒: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晋冯、扶风掾李育、京兆督邮郭基、凉州从事王雍、弘农功曹史殷肃。最后说:

  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如蒙征纳,以辅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为叹也。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听,少屈威神,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

  班固在荐引贤达之余,在文章的末尾大讲卞和断趾、灵均沈身的事情,其中也蕴含着自己的不遇之感。正如孟祥才先生所言,班固的这篇奏记明显含有“通过推荐别人来宛转地推销自己”(《论班固之死》,《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的意思。刘苍明悉政体,雅擅文章,永明之初,即上疏议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他除作有章奏、文书外,还有“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等作品,所作“《光武受命中兴颂》,(明)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后汉书》卷四一二《光武十王·东平王苍传》)。在班固看来,通过上书展示文才与见解,应该有可能得到刘苍的识拔。结果却并非如此。对于班固的奏记,虽然史载“苍纳之”(《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固传》),但没有说出具体的内容。实际上班固推荐的人才中,只有李育为刘苍幕府所接纳。需要指出的是,班固服丧显然在奏记刘苍之前,《后汉书》将两件事的先后顺序完全弄颠倒了。有学者认为,班固奏记刘苍之事在任兰台令史之后。这同样不合历史事实,下文还要讲到。

  班固遭遇了这次挫折之后,只得再回到扶风安陵老家。班固在服丧期间也许就已开始续补父亲班彪的《史记后传》,这时他更潜心著述,希望完成父亲的遗愿。但不久他便陷入了一场无妄之灾,《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固传》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

  幸好明帝赏识班固的史才与忠心,以私修国史下狱的班固才得以安全度过这场风波。明帝还将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固传》),班固开始了仕宦朝廷的生活。《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记载班固征诣校书的具体时间在永平五年(62)。这一年正是刘苍幕府和兰台文人兴衰交替的时期。

  刘苍开府虽然是明帝之意,但俊异之士的聚集也容易引起猜忌。不久,刘苍就为避嫌而多次上疏请求归藩。终于在永平五年二月,明帝诏“许还国,而不听上将军印绥。以骠骑长史为东平太傅,掾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东平王苍传》)。在这种情况下,刘苍幕府中的多数士人选择了出幽迁乔。《后汉纪》卷十二《章帝纪》载:“初,苍所将骠骑将军时吏丁牧、周栩以苍敬贤下士,不忍去,为王家大夫数十年,事祖及孙。”从丁牧、周栩的念旧,反可以见离去者甚众。可以说,随着东平王刘苍永平五年的归藩,其幕府里的学者文人很快就消散了。

  堪称巧合的是,随着东平王刘苍幕府的解体,孝明帝“征兰台之官,文雄会聚”(《论衡》卷二十《须颂篇》),兰台文人开始兴起。兰台文人的成员主要有班固、贾逵、杨终、傅毅等,其创作的繁荣局面出现在明帝永平五年(62)至章帝建初中,共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班固则是最早加入兰台的文人之一。不久,班固就迁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汉书》卷一百上《叙传》),“校秘书”即知史务,班固的工作主要是撰写史书,最先撰写的是《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这些成为《东观汉记》的基础。此后,班固主要将精力放在撰写《汉书》上面。

  永平年间,班固以其文学竭力为东汉王朝歌功颂德,作有《神爵颂》、《汉颂》等作品,可惜明帝不过如武帝对待司马相如、枚皋一样将其视为文学侍从,因此班固位不过尚书郎。但是在班固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仕宦显达、光耀家门的愿望。章帝即位后,班固终于时来运转了。他先是参与了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会议,并撰集《白虎通德论》,俨然是皇家学术的代表人物。班固在建初中呈上的《汉书》,更是颂美汉德的一部大制作。此后不久,班固即迁为玄武司马。元和二年(85)章帝东巡,班固作《东巡颂》。元和三年(86),班固参与议定礼制,事见《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此外,班固还为章帝起草诏书。《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载章帝元和四年七月壬戌《改元章和诏》云:“朕闻明君之德,启迪鸿化,缉熙康,光照六幽,讫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风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区。”与《典引》中“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琐而不颐”一段话如出一辙,显然都是班固的手笔。这也说明,至迟在元和四年(87,即章和元年)七月,班固仍在朝廷服务。大概就在这一年,班固以母丧去官。还未等到三年服丧期满,班固便被车骑将军窦宪辟为中护军,与傅毅、崔骃等一同成为“宪府文章”(《后汉书》卷八十上《傅毅传》)的重要成员,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政治冒险。

  章帝在章和二年(88)驾崩,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外戚窦氏掌握了朝政大权。章帝时期,窦宪因女弟立为皇后而获得信用,《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建初二年,女弟立为皇后,拜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瑰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后窦宪因罪“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北伐匈奴。班固则成为窦宪幕府文学的核心成员。

  班固先是在永元元年(89)夏六月作《涿邪山祝文》,祝祷此次北伐行动的成功。及至窦宪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班固又作《封燕然山铭》,纪汉威德。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班固对窦宪的积极依附与竭力吹捧。为什么曾经安心“自娱于斯文”(班固《答宾戏》,载《汉书》卷一百上《叙传》)的班固会有这样大的转变呢?其实,班固之所以加入窦宪幕府,窦宪之所以引纳班固,有深层的原因。扶风安陵班氏与平陵窦氏关系密切、渊源已久。从出身来看,窦氏在西汉初年就是著名的外戚,而班氏在西京末年也以外戚显荣。东汉初年,班固的父亲班彪曾经避难河西,依附于窦宪的曾祖窦融,为其出谋划策。班固的弟弟班超则在永平十六年(73)为假司马,随窦固出征匈奴,后立功西域。扶风班氏与平陵窦氏的结合,可以视为外戚与外戚的政治联盟。这次窦宪北征匈奴,班固以中护军的身份参议军机,是两个家族的再一次合作。

  文学史上的很多事例表明,人的思想观念与个人的穷通显晦有密切的关系,弱冠未达之年常以直道自勉,居高固位之岁难免诡道求容。班固也难以例外。青年班固所信奉的是儒家的天道、人事观,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谓“尽人事,听天命”,皆是也。班固二十几岁所作的《幽通赋》,以仁义为纪纲,赞扬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的义行和柳下惠的高风。但随着班固以其文、史之才受到明、章二帝的重视,不仅文学风格由《幽通赋》的沉郁低回变为《两都赋》、《典引》等作品的高昂张扬,在人生态度上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原来的贞固自守变为“傅会权宠,以文自通”。袁宏《后汉纪》卷十三《和帝纪》云:“自为郎后,遂见亲近,赏赐恩宠优渥。章帝好文章,逾益进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逮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时有大议,令固问难于前,然位不过郎。固虽笃志于学,以述作为务,然好傅会权宠,以文自通。”这最终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作为一个史学家,班固曾经洞察西汉一代的政治兴衰与人物沉浮,然而却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已经潜伏在暗处。永元四年(92)六月庚申,和帝幸北宫,以窦宪潜图弑逆的罪名,“诏收捕宪党射声校尉郭璜,璜子侍中举,卫尉邓叠,叠弟步兵校尉磊,旨下狱死。使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遣宪及弟笃、景就国,到皆自杀”(《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宪府文章”在东汉前期文坛上宛若昙花一现,它因外戚窦氏在政治上的得势而兴起,同样因政局的瞬息变化而消失。随着永元四年(92)窦宪一党在政治上的失势,这批文人很快便凋零了。曾被班固讥讽为“下笔不能自休”的傅毅病卒于永元二年(90),崔骃因屡次进谏触怒窦宪,出为长岑长,卒于永元四年。班固因为曾得罪洛阳令种兢,受到窦宪一案的牵连,卒于狱中。《后汉书》《班固传》云:“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一代文学巨匠就这样让人感慨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责任编辑:子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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