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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中的一缕诗魂

2016-08-08 19:45:02 《古典文学知识》 关龙艳

  公元九世纪末,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盛大的王朝即将谢幕,历史的舞台上又是一片纷乱——宦官把持朝政,权臣朋党相争,藩镇到处割据,百姓十室九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最终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爆发,唐王朝退场了。二百九十年的历程铸就了这部惊心动魄的交响乐,有跌宕的旋律,有激昂的壮响,更有曲终人散时的凄凉。最后的八十七年,史称晚唐,就是这段最凄凉的乐章。而司空图(837—908)的存在正像是这乐章最后的一枚休止符。

  司空图的一生几乎都涵盖在了这个大乱大悲的时代。他与唐王朝的繁华是无缘的,然而却深味了唐王朝的憔悴,甚至为之耗尽了生命。“一举高科,两朝美宦,遭乱离而脱祸,归乡里而获安”(《迎穆十会斋文》,《司空表圣文集》卷十),这是司空图社会人生的一个小小写照,轻描淡写中却掩饰不住无限的哀思愁绪。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司空图于唐懿宗咸通十年(869),擢进士第,时年三十三岁,为主考官、礼部侍郎王凝所赏识,后来王凝贬商州,“图感知己,往从之”(《新唐书·司空图传》)。先后在商州、宣州作王凝的幕僚。王凝病死后,司空图去洛阳。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司空图回到故乡河中,后来他听说僖宗在凤翔,便入见,被封为知制诰、中书舍人。广明二年,僖宗逃到成都,他追随未及,又回到河中,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的三十多年时间,司空图基本上是过着一种隐居生活,他的大部分诗歌和诗论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天复四年(904),朱全忠把持朝政,迁都洛阳,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他佯装老朽,不任事,被放还。后哀帝被弑,他绝食,呕血而卒,终年七十二岁。

  诗人之死是耐人寻味的。他不是老病而死,是绝食自尽,活活地饿死,这自然地让我们联想起伯夷、叔齐耻食周粟而死的故事。可以说,司空图殉于唐,他的死是如此的悲壮、如此的高洁、如此的优雅,这是洋溢着生命力量的死亡,更是充满了无限留恋的离开。应该说司空图是一个懂得珍视生命的人,虽然生逢末世,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但他还是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相对宁静的栖身之处——王官谷,聊以苟全性命于乱世。然而在风波初定之时,他却自觉地选择了死亡,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索。其实个中道理非常明显,那就是司空图对唐王朝的一片忠心——他早已将一己之生死与国家之存亡连在了一起,国运已尽,人命安附?三十来年的隐居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有地藏身,却无处安心;看似闲适,实则烦忧。有心却无力,一切都于无可奈何之中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如今大幕已落,死对于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他不必再于济世与归隐的夹缝中痛苦地挣扎,艰难地追寻了。

  总结司空图的一生,我们看到他一方面是一个忠君爱国、抱负满怀、学优而仕、谨守儒家教义的人,尤其是他的死更为这一品格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他的归隐,他对政治的退避,对社会的逃遁。因此,如何理解这“另一面”便成为正确解读司空图的关键。诗人的诗歌无疑是打开诗人心灵的一把钥匙。

  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仕”与“隐”的观念是矛盾地并存于司空图的思想之中的。自三十三岁至四十六岁这十多年,司空图浮沉于宦海之中,曾入王凝幕府,曾在朝中作官,然而其时已是兵燹遍地、民不聊生的乱世之秋。广明元年十二月,义军至京,僖宗出逃,图从之不及,逃归中条山。不过,这次逃归只能说是迫于形势、保全性命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正是这种无奈的选择最易给人的心灵造成伤害,司空图正是从这次出逃中更加深味了世事之艰,感到了死生系于一发之间,越发地珍视起岁月残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高挂在每一个士大夫文人心中的这架心理天平开始发生作用——僖宗中和二年,司空图退归王官谷,可以说这次“退归”更倾向于主观上的决定,诗人有《杂言》一首明志:“乌飞飞,兔蹶蹶,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诗意正好暗合了前面我们对诗人心路历程的剖析。然而天平的一端绝不会因向另一端倾斜而消失,即便是诗人自觉的选择,也并不意味着对“兼济天下”之志的放弃。一有时机,司空图便迫不及待地从王官谷里走出来——光启元年正月,僖宗自蜀还京,途次凤翔,图为中书舍人、知制诰。然而世事难测,乱世就更难以料度,光启二年,僖宗至宝鸡,图又从不及,于是再一次退居王官谷。次年,僖宗崩,昭宗继位,后召图之长安,为中书舍人,不久因病辞归。不难看出,这“病”不单是年老体衰,更是心力憔悴,对现实社会从失望到绝望而滋生的悲观情绪。经过几次反复,诗人的心态至此已经完成了一次转变——经世报国的信念被深埋于心海,而归隐田园的理想浮出了水面。这一次是真的“将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丁未岁归王官谷》)。他“日与名僧高士游咏”于“泉石林亭”之中,“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他还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活死人墓”,有朋友来访,就将他们“引之圹中,赋诗对酌”,看到客人迷迷茫茫站着坐着都不自在,司空图就笑着解释:生死还不是一回事,难道我们不是一直生活在“社会”这个大坟墓中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的司空图正在有意识地结束自己的社会人生。这种了断对于一个笃信儒家思想的士大夫文人来说,无疑是极其残酷的。然而唐王朝大厦将倾,世事纷纷扰扰,乌烟瘴气,加之自己已年过半百,身老体衰,因此这了断对司空图来说又是极其现实的。于是诗人带着大半生的疲惫,带着生不逢时的遗恨,带着无限的抑郁与凄凉走进了王官谷。这以后对朝廷的征召,他大都“称疾不赴”,间或赴任,也不过是暂时的应承,“数日即归”。在这段长期的隐居生活中,司空图为自己劫后的余生找到了另一种寄托——艺术人生,他似乎成了一个职业的诗人与诗歌理论家。“此身闲得易为家,业是吟诗与看花”(《闲夜二首》)、“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司空图对诗歌的热爱是真心真意的,但并非全心全意。虽然他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似乎是远离了纷纷扰扰,可以皈依佛教禅宗,达到一切皆空的境地,然而既然是“知非”、是“耐辱”,那必然是以心存“是非荣辱”为前提,冠以“居士”之称,无非是在掩饰心底里的那个真实的“儒家”罢了。这种真实在他生命终结时,完全突现出来了。其精神状态应该是“还须频怅望,莫喜脱喧嚣”。不难看出,司空图的隐居生活是“迹隐”,而非“心隐”,是“麻醉”而非“沉醉”,只是于乱世求生的一种方式罢了。在隐逸的生活中,既有闲适之乐,更有寂寞之苦;既有对衰病垂暮的自慰,又有虚度残年的自责;既有飘逸旷达的意绪,也有执著耿耿的情怀;既有对艺术王国的痴迷,也有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仕宦,作为封建社会士人满足人生最高层次的需要——实现自我的必要前提,是不会轻易被舍弃的,就连“无亲无爱”对一介儒生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诗人备尝颠沛流离之苦,有那么多的忧伤,又怎么能忘却不思量呢?“平生之志”是不可能说放就放得下的。诗人只是经历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儒家思想则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诗人的内心深处,不曾动摇过,佛道禅的思想在他的现实生活中是不能落实的,虽然他幻想着能从佛禅的空寂中,从道家的旷达中去获得精神上暂时的寄托,然而那毕竟不是诗人心灵的归宿。“笑破人间事,吾徒莫自欺”(《僧舍赠友人》),一语道出了诗人心中的真与幻:潇洒与达观的人生态度不过是一种虚枉的假象,理性与执著才是乱世中这位老人的本心。

  在风雨飘摇的唐代末世,在朱温篡唐的黑暗现实面前,他无法前行,只能退避,然而诗人的内心是不平静的:他抨击“古来贤俊共悲辛,长是豪家据要津”(《有感二首》其二)的现实,发出了“何事奸与邪,古来难扑灭”(《华下》)的慨叹,抒发了“人间万恨已难平”、“酒狂叫断暮下云”的愤懑,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须知乱世终难保”、“退休便是养生方”,最后他无奈地归隐了王官谷,在这里他一面欣赏着山水之美、田园之闲,一面也体味着孤独与衰老的悲哀。他渴望着能从佛老思想中找寻到心灵的慰藉,然而对于儒家的执著笃信,让他无法从出处的矛盾之中解脱出来,终“殉于唐”,也成就了乱世中的这一缕诗魂。


  (责任编辑:子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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