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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开辟汉语文学新的可能性

2017-09-12 09:14:43 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艳

“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近年、当下存在两翼,一个是向传统去汲取和看取经验,一个是继承先锋文学的经验,进行具有先锋精神的叙事探索。”

五年来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在累积中国经验和进行中国叙事的探索方面,是成绩斐然的。能够取得不俗的成就,其实与作家们在立足现实、接续传统和向传统借镜之余,还能够进行富有先锋性探索精神的艺术实践是分不开的。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近年、当下存在两翼,一个是向传统去汲取和看取经验,一个是继承先锋文学的经验,进行具有先锋精神的叙事探索。

接续传统,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即已发轫,近五年来这条脉络也很清晰。赵本夫的《天漏邑》堪称近年长篇小说的佳作代表,小说作了叙事上具有先锋精神的探索,但它对中国古典小说传奇文体资源和经验的成功借鉴,亦是毫无疑问的。金宇澄的《繁花》将近半个世纪的上海生活和家长里短方方面面俱娓娓道来,让人重温古典话本小说的讲述体风格。小说借用说书人的形式,与读者——听书人在彼此需要当中,产生了这样一个小说文本。作者自言:“话本的样式,一条旧辙,今日之轮滑落进去,仍旧顺达,新异。”有人从中读出了《繁花》是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有人从中读出了《海上花列传》的精神韵致——可以说它是对沪上文脉、古代文学文化传统的一种命脉传承。

滑入旧辙的今日之轮,不止金宇澄。贾平凹可能是当代小说名家中对古代体悟最多最深的一位,传统如墨透纸背一般,浸润了他的文学创作。《带灯》后记中,他写道:他由“喜欢着明清以至30年代的文学语言”,转而“却兴趣了中国西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无论哪种风格,都表明他对古代文学的偏好和文体风格的借用,《带灯》有对中国古典史传传统和传奇文体特征的参鉴。《老生》中,他把陕西南部山村的故事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今天,其实是现代中国的成长缩影。小说通过一个唱阴歌的、长生不死的唱师,来记录和见证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通过一个《山海经》,贾平凹几乎是将整个20世纪的历史接续起了中华民族的史前史。在贾平凹的读书札记里,可以知晓贾平凹是反复披览《山海经》的,甚至犹觉不足、还曾特地跑到秦岭山中去一一对照。这样来看,他化用《山海经》入小说,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极花》里,贾平凹如数家珍地细数自己“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阐发如何以水墨画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动向,以一部《极花》写出了中国“最后”的农村。韩少功的《日夜书》以近10个主要传奇人物的叙事组合而成长篇,很得古典笔记体传奇小说的精髓,写出了后知青一代的精神史。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差不多是用一种野史杂传的笔法为龙盏镇的众多小人物画像立传,小说在辛开溜、辛七杂、辛欣来、安雪儿等人物的传奇组合结构当中,见出作家向中国古典小说史传与传奇传统借鉴的功力。付秀莹的《陌上》采用了古典小说散点透视的笔法,语言诗意、诗化,显示了抒情传统在当代的传承,又不失明清白话小说的韵致和古典的韵味,有人禁不住要去找寻它与《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传承与关联性。石一枫以《世间已无陈金芳》《营救麦克黄》《地球之眼》等中篇小说和最新长篇《心灵外史》,被认为是以创作接续了中国自新文学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条文学流脉——社会问题小说。这是近代和现代的传统,为讲述中国故事、积累文学的“中国经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近五年,当年的先锋作家皆有新作问世,苏童的《黄雀记》、余华的《第七天》、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风》、北村的《安慰书》等,从中可见先锋作家艺术主张与写作实践的有意调整,昭示出先锋作家从先锋向常态化回调的一种努力,也在提示我们,先锋文学经验在今天是否还可能存在,并且以何种方式在继续生长和变异?有的作家直接将现实事件乃至新闻事件“以一种‘景观’的方式植入或者置入小说叙事进程”,是值得警惕的,越来越依靠新闻事件和材料来写作,所滋生的弊端显而易见。

评论与创作是存在相关性的,在近两年以“先锋文学三十年”为主题的系列纪念活动中,大家围绕相关话题展开讨论,很多刊物都开设过“先锋文学”回顾、反思和总结的专辑。当然,对于先锋文学精神,并不仅仅是停留在纪念层面,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也仍然在以实际的举措,探索先锋文学精神与文学经验的当下可能性。《花城》杂志刊发了吕新的《下弦月》、北村的《安慰书》等带有叙事先锋探索精神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如北村的《安慰书》,在较好处理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之外,依然可见潜藏于其中的先锋精神和作家着意所作的叙事方面的先锋性探索,已经堪称先锋文学转型或曰续航的佳作。

近年来,非当年的先锋派作家,在写作中反而往往颇具叙事方面的先锋探索精神。近年来的海外华文作家,像陈河、张翎、严歌苓等,他们通过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方面的先锋性探索,以其创作在构建一种中国叙事和中国形象。且不说陈河《甲骨时光》在多维时空交错、迷宫式的叙事结构等方面的卓异探索,就是严歌苓,也不断在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方面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她的《妈阁是座城》在结构、叙事以及由之关涉的对人的情感、人性心理表达的种种暧昧繁复等方面的写作尝试,对于当代小说如何在形式方面,如何在结构叙事等方面获得成熟、圆融的现代小说经验,提供了不无裨益的思考并且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另一长篇《上海舞男》,小说故事核看似俗套——有钱女包养了舞男的故事,但小说在叙事方面的探索,是值得称道的。小说“套中套”叙事结构的彼此嵌套、绾合,那个原本应该被套在内层的内套的故事,翻转腾挪被扯出小说叙事结构的内层,两套叙事结构的故事平行发展而又互相嵌套,不止是互相牵线撮合——绾,还要水乳交融,在关节处还要盘绕成结——绾合,还要打个结儿为对方提供情节发展的动力。毫无疑问显示出海外华文作家“中国叙事”所具有的先锋性。严歌苓最新长篇《芳华》则显示了另一种不一样的叙事探索。张翎的《流年物语》《劳燕》在“中国叙事”时也进行了诸方面的叙事探索,“物”或者“动物”的叙事视角,两个长篇里都有采用。《劳燕》还采用了三个灵魂——当年在美军月湖训练营是朋友的两个美国男人和一个中国男人在201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70年后相聚,每个人吐露自己所掌握的那一部分真相,以多声部的叙述和追述,还原和补缀出当年发生在月湖的全景历史。似乎是一种“鬼魂叙事”,其实已与海外华文写作中素有的“鬼魂”叙事传统——其惯常的魔幻现实主义意味、西方人的东方想象、某种后殖民文学的色彩或者兼而有之——有着根本的不同。也与有的作家以新闻素材拼贴入小说的“鬼魂”叙事迥然有异。在素材和写作上,开启抗日战争叙事的新维度。赵本夫的《天漏邑》极为可贵的既继承了中国古典的传奇小说的叙事传统,又在叙事结构、叙事策略等方面体现出了叙事的先锋性探索精神。小说提供了一个在中国古典传奇小说文体资源之上进行叙事的先锋性探索的典型样本。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汲取传统和向传统借镜与叙事方面的先锋性探索,是可以并行不悖、浑然圆融为一体的。

近年的长篇小说写作还在提示我们,文学创作在当下重新建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长篇小说建构新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对于纠偏或者说补充“十七年文学”两种基本类型的小说《红旗谱》和《创业史》那种宏大的民族国家单线历史叙述的方式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也带来了宏大叙事文学作品的弱化和被遮蔽。在这种情况下,重构兼具文学性的宏大叙事长篇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是让人心怀激动的。《祭语风中》等小说,承接了“十七年”时期宏大叙事阐释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的传统,又创造性地转换了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了先锋文学的叙事经验,在叙事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求。

此外,近五年,抗日战争叙事佳作迭出,有宏大叙事的佳作,也有开辟抗日战争叙事新维度的作品。《疯狂的榛子》《重庆之眼》《己卯年雨雪》《天漏邑》《劳燕》等作品,值得关注和研究。小说家们以勤奋的写作,践行和展示汉语文学新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聂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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