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分科学习 > 文学艺术 > 学科词条 > 

才性

2016-10-24 18:20:34 《文学理论》 敏泽

  人的才能和禀性。始见于赵岐《孟子·告子》“非天之降才尔殊也”注:“非天降下才性与之异也”,王充《论衡·命禄》:“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魏晋玄学兴起后,“才性”更是被广泛清谈的问题之一,袁□并有《才性论》(《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后被运用于文学批评,泛指作家的天才与气质,指文学创作中作家主观方面的条件。“才”指天才和才能,“性”指作家的气质和个性,两者都直接地影响着作者的创作。

  三国时期,刘邵的《人物志》是中国最早论及性格类型的着作。其中品评人物,比较注意人的才性的区分。

  在《人物志·八观》第七中就提出“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并认为人有偏才和兼才之别。葛洪《抱朴子·辞义》也有关于才性的“偏长”、“兼通”之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第一次接触到作家的气质与作家的创作之间的关系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认为作家独特的气质、个性,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所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清浊”即指作家气质、个性的刚柔:“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但他过于强调了作家气质、个性的先天性:“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却完全忽视了后天的社会实践和艺术素养对于作家气质、个性形成中的作用。

  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对作家的才能、个性之与作家创作的关系,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探讨。

  刘勰曾反复地强调作家天才和气质的不同:“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文心雕龙·附会》篇);“□桂同地,辛在本性”(《事类》篇);“性各异禀”(《才略》篇)。这种才能、个性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作家们各不相同的风格:“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篇)就是说,一个作家作品的辞理的平庸或杰出,他的作品风格上的阳刚和阴柔,都是和作家本人的才性分不开的,从而提出了作家的才能和个性,是形成其作品的独特风格的基础。刘勰并用这样的观点,对历代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评论。譬如在《体性》篇中,他从性格对于创作风格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就是说,作家外在的文辞风格的表现,都是他的内在性格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映。

  而作家的才能和个性的发展,又常常是和时代分不开的。所以刘勰在《才略》篇中,在分析了后汉和前汉、晋代和建安时代的创作时,指出前者不如后者,主要就是时代风尚影响的结果。例如他认为东晋的文意单薄,和当时的清谈之风的影响就是分不开的。所谓“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在《诸子》篇中,他认为由于百家争鸣的气氛,使得诸子能够“越世高谈,自开户牖”;而汉代由于依经立论的结果,“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所以不能不比诸子逊一筹。在《时序》篇中,更进一步指出了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格特点,和建安时代的“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影响分不开;晋代虽然“人才实盛”,但由于“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这就是他提出的着名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

  这些看法对于促进人们对于风格理论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在天才的问题上,刘勰一方面接受了曹丕的观点,很强调它的先天性,如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才有(由)天资”(《体性》篇)等;但刘勰和曹丕不同的是,他既承认天才的先天性,又很重视作家后天学习对于才能发挥的重要性:“才之能通,必资晓术”(《总术》篇);“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文章由学,能在天资”(《事类》篇);“八体屡迁,功以学成”(《体性》篇)。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更为全面的。

  刘勰之后,关于才性对于文学创作和风格理论的关系,曾为后世的许多作家、理论家进一步探讨和发挥。


  (责任编辑:子秋)


分享到:
  • 欢迎,   已有0条评论
最新评论

学习网首页
思想理论
资    政
学习中国
党史党建
企业天地
科学技术
海外风采
综合专题
理论百科
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