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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晖:文学的“地气”和“地缘”

2018-04-11 14:36:04 长江文艺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徐汉晖

近年来,国内“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风生水起。在这一领域,很多学者“拓荒圈地”又勤奋开垦,取得累累硕果。作为晚辈后学,实在经不起这份“诱惑”,于2013年冬,我也开始悄悄关注“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彼时,杨义先生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他强调文学研究应接上“地气”;曾大兴教授以大量的实证性分析,深刻论述了地理对文学之影响,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和领衔人。受诸位前辈学术思想的启发,愚以为文学创作并非作家天马行空般地思绪驰骋,它隐性地建立在一定的时空场域中,有自身的地理维度。在此,借本期“自由谈”的主题,站在文学边缘的我,也来聊聊文学的“地气”和“地缘”性,所言未必深刻,因兴趣催发,虽诚惶,心亦坦然。

  古人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由于人类与土地的天然亲缘性,必然赋予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生于天地之间,要吸收阳光雨露,汲取天地之精华,离不开“地气”的滋养。那么,何为“地气”?我们经常把“天气”挂在嘴边,刮风、下雨、升温和降温都叫“天气”,对“地气”却很难说清楚。从物理学的角度而言,地气是大地的能量场;从地理学的层面讲,地气是不同地区的气候;从玄学的理论看,地气是土地山川所赋的灵气,为自然之本色。可见,“地气”跟地理环境有同构的关系。“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礼记·月令》),说明“地气”具有一种“营养”的效力,能影响草木的生长。同理,“地气”也能影响到人的性情发展。有学者指出“大漠秋风历练出北方人的豪爽侠骨,江南春雨滋润着南方人的婉约柔肠”,说明人的性情因“地气”不同而差异较大;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南方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而 “北方阴气坚急,故人刚猛”。其实,人的生命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和延续,地域的自然色调和人文精神无形之中会沉淀在每个人身上,就像阳光雨露润物无声,却能量无穷。

  我始终认为,每位作家的生命原色里,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地域的自然图谱和人文基因。文学创作同样要吸收山川湖海所赋的灵气,这种“灵气”就是自然界中的飞动之音、铺排之色、展开之形、涌动之香和静穆之美。它们往往成为作家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最终升华为一道道文学景观,让读者流连忘返。比如,有人喜欢“疏影横斜水清浅”的静穆之美,有人爱看“半江瑟瑟半江红”的铺排之色,还有人爱听“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动感之音,也有人向往“闲看中庭栀子花”的悠闲,去细细品味自然界的涌动之香。这些抒写“地气”的诗句之所以具有穿透人心的艺术魅力,难道不是因为作者汲取了天地之灵气吗?

  此外,我们还强调,文学创作要接地气。所谓“接地气”,就是要脚踏实地,遵循自然规律。文学是作家心灵空间的回声,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总会刺激他们的生理感官,再作用于他们的心灵世界,并一定程度影响他们的精神气场和审美情趣,由此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能赋予某些艺术形式一种地方色彩,如藏族民歌洋溢着高山雪峰的辽远,蒙古舞蹈影射出广阔草原的苍茫,江南小调却别具水乡泽国的韵味。马克思曾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自然环境的差别会导致人类生活模式的地域差异,生活模式的不同又必然导致人的价值观念、生命意识和精神气质的不同。因此,从环境影响论上讲,作家的精神气质与地气之间,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致远感慨“断肠人在天涯”的孤独,陈子昂产生“独怆然而涕下”的惆怅,杜甫抒发“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感伤,他们心境的真实写照,其实分别与“夕阳西下”、“天地之悠悠”和“风急天高”的地气有内在关联。从这个角度而言,文人的精神气质和创作风格无不浸染着“地气”的光影、色调和风貌。作家只要把艺术的触角伸向大自然,遵循自然的律动与节拍,感受大地的声色与芬芳,他们创作的文思就会汩汩而来。因为“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地气”在愉悦身心的同时,容易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提升他们的审美境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实际上反映出主体审美经验与“地气”的交融状态。生活于大地之上的任何作家,在接受地气滋养的同时,也要以敏锐的艺术嗅觉去触摸大地的律动,正所谓“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情性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灵脉则秀,得其风陵则厚”,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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