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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平:在交流对话中发展中国文论

2017-08-31 14:59:05 中国社会科学网 高建平

文化、文学和文论的跨国和跨文化旅行,早就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是一些欧洲理论,它们在二战后经美国而向世界传播。美国成了理论的培养地,欧洲来的种子,在这里发芽长枝,再被剪下来嫁接到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看到对这一理论旅行过程的大量描述。这些描述者常常只注意到一些理论经由美国而走向全世界的现象,从而将旅行本质化了。在一些学者的描绘中,仿佛一种理论的成功,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旅行,这就本末倒置了。比起旅行本身更重要的是什么在旅行,到哪儿旅行。有一个传统说法,树挪死,人挪活。这句话的字面意义是说,有的生物适合移动,有的生物不适合移动,但说这句话人的意图仍是,人要移动。这只是民谚而已。理论不能局限于民谚的水平。树挪未必死,人挪未必活,还要看怎么挪,往哪儿挪,要看种子如何,长得如何,嫁接得如何。

谈论文化的传播,首先要有一个宏大的视野,看到传播和旅行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在近现代,以西方向“其他”(非西方)传播为主,但也存在着大量的其他形式的传播,特别是中国思想的外传。近年来,中国学界很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找寻中国思想在世界上留下的印迹。这种寻找当然值得鼓励,相关的史料钩沉的工作也令人敬佩。但是,我仍然想说,要走近、走进,看具体做了什么,出现了什么情况,要进行哪些辨析。

中国文论:古代还是现代

记得1980年代初时,我还在读硕士研究生。我当时的硕士导师要率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那时,出访还是一件大事。为此行作准备,他让我查一查德国当代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情况。我去图书馆泡了两天,抄出一个目录交给他。他后来告诉我,他去德国后将这个目录展示给德国作家看时,德国作家们都大吃一惊,想不到中国有这么多德国当代作品的翻译。相应地,老师问德国同行,读过多少当代中国的作品,回答是,很少。他们说不出几位中国作家的名字。当然,这是30年前的事了,现在,德国作家也许已经能说出几位当代中国作家的名字来。然而,基本的状况仍没有改变。在过去30年中,我们通过翻译知道了更多的德国文学,德国文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仍然很少。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如此的话,那么,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就更是如此。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可以对德国的理论如数家珍。从康德、黑格尔到叔本华、尼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而德国学者在被问到关于现当代的中国人的理论创造时,则会一脸茫然,费力想出一两个名字,还常常说错。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的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交流之中。

在中国与西方的理论交流中,有着这样的错位:中国人了解西方的现代,而西方人关注中国的古代。谈到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西方学者会说,他们知道孔子、老子,他们还会津津乐道,庄子如何有趣,《文心雕龙》如何了不起。在比较文学界,似乎人人都在说要“跨文化对话”。实际情况是,西方人一下子就“跨”到了中国古代,他们的对话对象,是从魏晋玄学到程朱理学,再到阳明心学。对于许多西方的人文学者来说,“中国”一词是指古代中国,“中国美学”是指古代中国美学,“中国文学”指的是古代中国文学,现代的中国并不存在。与此相反,中国人对西方的关注,却更偏向于当代。他们追踪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思想,翻译、介绍、研究,并且不断地宣布某种思想过时了,现在流行某种更新的学说。

当然,我们不能一般性地说西方学者。西方要具体分哪一国,德国人不同于法国人,法国人也不同于英国、美国人。还有南欧的意大利,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都各不相同。学者与一般大众不同,学者要分专业,专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关注点。在西方,仍有许多关注现代中国,想借中国的材料来说出一些新的意思来的人。这时,20世纪变动中的中国,成为他们的思想源泉。然而,即使在这些人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误读。

记得前不久有一次法国之行,我与一位法国文论家作了一次学术交谈。谈话之初,这位教授拿出一本法文本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给我们读了一段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语录,并以此开始了他的论述。他所讲的核心思想,是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论证法国先锋文学的合法性。他认为康德美学所指导下的古代美学,强调审美无功利和艺术自律,只能适用于古典的文学和艺术,而当代的先锋文学和艺术,要打破这些戒律,将文艺与政治联系起来。对此,我提出反驳说,《讲话》中所讲的文艺与政治的联系,与法国先锋文艺所要强调的文艺与政治的联系是完全不同的。《讲话》所讲的,是要文艺为当时的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服务。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作家,对延安根据地的情况不熟、人不熟。他们的作品,还是写给大城市人看的,也许中小城市中,还有人爱看,但在延安,爱看的人就很少。写人民,为人民,与人民感情上相通,这是当时的作家们迫切需要做的。在《讲话》中,毛泽东并不是在倡导一种精英的文艺,更不是发展一种先锋文艺,而是首先要普及,从民间学语言,接受民间的趣味,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先锋文艺不是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而是以反文艺的姿态突破艺术的边界。这与毛泽东所呼吁出现的文艺,不是一回事。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只能出现《小二黑结婚》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不可能出现《鼠疫》和《等待戈多》。借助《讲话》的观点为当代西方的先锋艺术辩护,所出现的是一种理论上的错位。

其实,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学者在阅读现代中国的思想的过程中,也到处存在误读和角度的偏颇。例如,人们只是从纯文学的角度来探讨鲁迅写作的方法和技巧,而忽视其在当时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意义。朱光潜被放在京派文人之中来描述,而他对现代中国美学形成中的历史作用,却不能得到很好的认识。同样,评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的西方学者,只是将之当作中国人审美趣味史的概览,而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李泽厚是以此来论证他在20世纪50年代所形成的关于美的社会性的观点。

从总体上讲,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以至美学和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地位不高,不受到重视,或者即使重视,也多有误读。在很长时间里,西方学者们关注的是古代的中国,至于当代的中国,他们则交给新闻记者来研究。直到今天,跟在BBC和CNN后面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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