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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都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新论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带来的思考

2016-11-25 15:05:11 《民族研究》 张鸿雁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他在这一着作的开篇指出:“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注:[法]H·孟德拉斯着、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孟德拉斯是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所所长、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农村社会学研究组负责人和法国应用社会学协会主席。)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论证了法国都市化过程中的都市与乡村差异缩小的发展事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证实了孟德拉斯的观点。在《农民的终结》一书出版20年后的1984年,作者在为该书新写的一个《跋》中说:虽然法国还有农业劳动者,但是他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孟德拉斯认为,《农民的终结》一书是给在法国存在一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的死亡证明书”。他还很感慨地说:“对另一些人来说,我是农民的陈旧价值的怀旧歌手。宣告农民的终结在读者中引起怀旧的伤感:尽管作者努力做到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科学’,但他永远无法控制他在读者中激起的感情共鸣。”(注:[法]H·孟德拉斯着、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第297-298页。)

  当代中国正处于都市化的发展高潮阶段,在未来的20到30年间,中国的城市将从目前的600多座发展到1300多座,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占全部人口的30%增加到65%,将有5亿多农民走进城市。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必然加快。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要想让农民富有,就必须减少农民,这已经是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正面临着全新的社会变迁格局,传统都市化的模式与农业发展理论正面临全新挑战,因此,总结、分析、认识人类社会及未来中国都市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这对于中国都市化道路及乡村变迁的模式选择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一、传统农业社会的终结是都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真正结果

  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与都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变迁主潮集中体现在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事实已经证明,只有使亿万“乡村人”转化为“都市人”,才能使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实现现代化。因为所有的现代化都取决于人的现代化,而“乡村人”转化为“都市人”是塑造社会整体意义上的现代人群体的前提。“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成员,为符合其作为职业者和选民的角色,他们必须变成有良好教育的、积极的、灵活的、有成就意识的人、从‘传统的人’过渡到‘现代的人’”。(注:[德]沃尔夫冈·查普夫着,陆宏成、陈黎译:《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很显然,停滞不变、封闭的乡村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在乡村社会结构中是不可能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的。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农业属于农村,而不是农业属于工业或都市。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改变农村社会结构和农业经营结构的道路,即创造与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及都市化进程相适应的、与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相适应的“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的模式。而要创造这样的模式,必须首先改变农村人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一过程的目标和结果形式即为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而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亿万“乡村人”向“都市人”转化。

  孟德拉斯在他的《农民的终结·导论》中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它们对乡村的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它们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和都市社会的。”这一论述完全可以用于当代中国某些社会科学领域,不仅对都市缺乏了解,而且对中国农村更少了解。我们可以这样设问:21世纪中叶的中国现代化是以农村为标志,还是以都市为标志?这一设问在当代的现代化理论来看似乎有些怪异之嫌,但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如果在21世纪中叶中国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80%,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整体现代化。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是有明确认识的:“农民是相对于都市来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都市,就无所谓农民,如果整个社会全部都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了”。(注:[法]H·孟德拉斯着、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第2页。)这一认识观的最终结论应该是,人类社会未来的现代化的结果应该是有农业工人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换一个角度来说,没有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意义上的现代化,乡村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格局不改变,即使达到某种较高收入指标,也不能称为是现代化。

  面对当代中国都市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的发生与存在与城乡差别的存在和扩大有直接关系。要正确认识中国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必须认识、研究当代中国乡村的农民问题,必须注意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只有从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乡村经济关系出发,充分认识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负面功能,才能真正揭示“农民的终结”的重大意义和最根本原因,认识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和过程的深刻意涵。当代中国农村所保存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内涵非常复杂,在此仅举其比较牢固的传统意义上的负面社会因素,大体有五:

  1.宗法血族关系对旧传统的传承。传统农业社会“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注: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4页。)这种宗法血族关系的最大特点是:维系社会旧意义上的亲情关系的发展,并为封闭性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存在创造条件,使旧的文化习俗得以传承。中国传统农业的宗法血族关系从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在西周时代通过政治血缘宗法关系进一步强化,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发生多种变异,但其“基本内核”没有变。当代中国的河南、山东、湖南、广西、河北、山西等省份的一些比较落后的乡村,宗法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趋势。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的苏南地区,宗法关系直接介入经济和政治领域,在某些地方和企业形成家庭经济体系。宗法关系在乡村的外部表现形式有村落的同姓化、亲缘化,而且具有游离于政权之外的权力。宗法血族关系在农村主要功能有:其一,保证了封建伦理习俗的延续;其二,维护了传统文化与观念,如在婚丧嫁娶中旧的传统的文化与行为在一定程度得以强化实施;其三,在积累旧文化中,创造新的愚昧抵制科学创新和科学传播;其四,与文明社会的法权相抗衡;其五,用传统家庭血缘的方式参与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当然,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关系。

  2.生产要素简单化和低层次化使农村缺乏突破自我的“文化力”。传统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表现了在低水平上循环的特质,主要就是生产要素的简单化。即:(1)土地;(2)简单生产工具如锄头、犁等;(3)劳动力大多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在中国农业发展的几千年中,上述3种要素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直至21世纪初,在中国还有一些乡村仍保持典型的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在生产经验的传承方面,有关农业生产知识仍然是以“习得”的方式获得。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与传统的农业社会有着巨大的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6页。)

  3.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形式的单一性导致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某种停滞性。这种停滞性表现为生产形式固定化、文化活动的单一化、消费方式的低层次化、主要农业产品单一化和农业产品在某种范围的生产非商品化,在当代中国的一些地方还存有以物易物的现象。这种停滞性在西方学者眼里是“乡村什么也不创造,它的一切都来自都市,服装、习俗、歌曲”,孟德拉斯还加上“机器和技术”。在很多传统的农业社会关系中,都市的文化是远离他们的,是被现代都市文明遗忘的角落。从社会的开放结构来看,凡是不发达的经济都是封闭性经济。而任何封闭性经济关系,都不存在高级的生产要素和产品流通。最重要的是在封闭的农业经济中,多数人收入等于产值。

  4.小规模农业经济形成多重不平衡性与不稳定性。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个基本常识,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具有必然性的,但对于中国农村的不平衡“点”应该寻找。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最深层关系是,有些地区不能维持自身的发展已经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有的地区年年发生灾害,不仅自身不能养活自己,而且使得发达地区有很大一部分农业产品和其他商品成为“社会救灾产品”,这种不平衡在市场经济关系中还有继续发展的势头。沿海与内地农业差距指数在1952-1989年间从0.99上升到1.36。几十年中虽然有比较大的波动,但总趋势是差距越来越大。(注:参见李若建:《建国后沿海与内陆发展差距展望》,《未来与发展》1992年第1期。)在多重的不平衡中,应该更多注意的是农业劳动投入的不平衡。因为传统农业的生产形式与内容的单一性,必然出现“农隙”。(注:“农隙”伴随中国传统农业,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见《左传·隐公五年》。)“农隙”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业规模小,单一的生产形式使农业本身没有深加工,农业劳动忙闲不均。农闲时,大量没有专业技能的农业人口涌向都市,造成都市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最大问题。

  5.传统农业技术含量低及教育程度偏低所形成的价值观的低层次化。低教育的农业人口呈强劲增长趋势,而农业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中长期不变,因而造成传统农业社会的“均衡经济陷阱”。在土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人口增加形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的压力,虽然社会财富总量年年增加,可是社会平均财富呈递减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几个必然的社会矛盾现象:(1)农业人口持续增长与数量不变的土地之间的矛盾,农业劳动力必然出现剩余。21世纪初中国农村将有3亿左右劳动力从乡村中游离出来,如果都市不能有效地涵容农业人口,将形成一个十分特殊的社会问题。(2)人均产值下降与消费增加的矛盾。(3)传统农业社会农业人口收入波动有时趋向“最低生存费用线”,新增加的农业劳动力不能创造有效维系生存的产值。

  综合传统农业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乡村贫困的根源:(1)农业经济体内劳动力过剩;(2)低层次的生产力造成生产形式的固定化;(3)农业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4)农业土地数量在工业化和都市现代化中减少;(5)由低收入、低消费决定的教育低下,使科学技术没有有效传播的载体。

  传统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造神的机器,传统农业社会结构所体现的宗法关系、封闭性和低教育的群体更容易创造迷信和不发达、不完善的多元宗教形式。粗略统计,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运行的几千年中,为后代创造了近三百种“神”,还不包括少数民族和各种单项崇拜“神”以及现代各种“功”所创造的“神”。当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使富有与贫困的群体并存,发展机遇与新风险共在,人们的祈富心理千姿百态。为满足侥幸致富心理,为了达到某种低文化群体偏执的心态要求,传统农业文化中的各种“神”又应运而生。而且颇具现代意义的是,在都市里那些“通易经”、“懂天命”的人,多来自教育落后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个体农民。

  在传统的乡村里,土地被视为惟一的财富。是的,土地是财富,而且是十分重要的财富,但是它不是社会惟一的财富,更是一个可以运作使之增值的具有多种功能的财富。把土地视为仅有一种功能,这一观念和心态所表现的本质是缺乏“资本观念”和资本的再生产观念,与传统农业的“重农抑商”思想异曲同工。这种文化心态还有“君子应安贫乐道”、“守穷”等“守道”的文化内涵。把土地视为惟一的财富而不是把它视为资本,还因为缺乏科学知识。事实上,这一心态是与中国的传统农业伴生而来的。在贵州某山区,世代以耕种土地为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地方修水库,村庄周围的土地大批被淹在水下面,一部分剩余土地在隔水库相望的对面山上。这里的农民没有因水库而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是用传统方式造一只小船,每天用小船装上牛,到对面的山上去耕种土地,生活十分贫困。当一些科技人员到这一带考察时发现,可以转化为货币的山货特别多,而且只要这里的农民能够在水库里养鱼或打鱼就会变得很富有,可是在当地农民眼中,能让他们活下去的只有土地。事实上,自古以来,单纯依靠土地生存的民族,都是长期处在“匮乏经济”条件之下的民族。对土地的眷恋蕴涵着传统生活方式对人走入新的生活方式的羁绊。在广西贫困山区,尽管自然条件十分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使人只能维系最低生活水平,可是让当地居民从山上迁下来时,却很艰难。

  “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创始人W·A·刘易斯在描述“二元社会结构”的一般特征时说,社会中既“拥有雄伟的建筑物、自来水和交通之类的现代都市”,又有“大量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世界的乡下人。资本和新思想并非稀薄地分散在整个经济中,它们高度集中在若干点上,并由此向外扩散”。(注:[美]W·A·刘易斯着、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突出矛盾,就是一部分农业人口自身不能养活自己——“产出小于消费”,造成中国长期以来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就业不充分”或是所谓“剩余劳动力”群体,他们必然要从不发达的农业游离出来走进都市。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迅速地甩掉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而社会主义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怎么能以小农经济为依托来发展社会经济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通过人口流动历史规律和现实流动农业人口的行为分析,某些地区因农业经济发展呈衰退趋势而出现的农业游离人口,其流动具有盲动性,其负面影响也特别大。有关资料统计,中国还有数千万农业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农业人口的大流动必然存在。农业人口流向城市的必然性,有很多相关理论进行证明,比较流行的是“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即城市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拉力,而农村的贫困作为一种推力,只要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存在,这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就必然存在,而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生活方式的吸引。因此,减少农民便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兴旺之路,(注:参见周大鸣编着:《现代都市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必须寻求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农民出路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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