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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评我国第一部《中华民族史》

2016-11-25 15:04:51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伍文义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了振兴中华,使我国在竞争激烈的21世纪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全世界中华民族成员需要团结。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研究正日益成为一门反映时代脉博、关系国计民生的“显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能全面地、科学地反映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特别是包括我国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历史)的研究成果不多。现在,由原贵州着名学者,现在广东工作的萧君和教授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史》(上、下卷),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重大空白,这是一项极具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

  这项研究本身难度很大。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既要长期进行广泛而艰苦的调查研究,考察我国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人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科学、严谨的资料采集与分析、鉴别,还要全面、系统地搜集、研究并利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又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整个中华民族进行科学探讨和全面、准确的把握,同时需要合乎学科规范要求的体例,并撰写成书公开出版。全书90余万字,其中所包含的劳动量非常巨大,没有高度事业心和为学术事业献身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项重大研究项目的。

  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中华民族史》(上、下卷)表现了一流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创新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称道:

  第一,成功地解决了何谓“中华民族”,何谓“中华民族史”的科学难题。依照“共同体”,即“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的科学逻辑,经过全面深入的探讨研究,作者鲜明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主要生活于中华地域里的以中华文化为主要纽带而构成的包括汉族等56个民族以及世界华人内的在民族共同体”的科学定义。这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定义是全新的、又是科学正确的。它不同于以往各种《辞典》、《辞海》中“各民族的总称”的一般表述。它突出了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地域”里形成的许多共同点、共同条件,以及这些共同点和条件,在“中华文化”作用下结合起来的有着内有机联系的“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从而科学地凸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并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中华民族史就是以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的形成过程、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记述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的形成过程、发展过程的历史学科。”并指出这个历史学科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是怎么形成的,形成之后又是怎样发展的。”我国着名学者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史》(上、下卷)就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深入阐释而告诉人们,中华大地上的各个部族、民族是怎么经由“几千年历史过程”而形成“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之后,又怎么在近百年来的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它不仅着眼于国内各民族,而且超过国界,因为世界华人(亦即海外华人)也是它的研究对象之一。因此,它的研究思维是科学而严密的,思想主旨是新颖而深邃的,它的研究范围又是广博的。

  第二,成功地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来源、形成和发展的科学难题。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方法(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等)进行综合研究,并认为:中华民族起源在中华大地。中华民族最早的先民是由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由我国西南地区的人猿超科转变过来。这种由西南地区走出的正在形成中的人,如满天星斗般分散在被称之为“中华大地”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上。从新世晚期至五、六千年前,因中原地区有着中华大地中最好的自然条件,生活在这里的中华先民在社会文化发展上走在了其他地区的中华先民的前头,日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先民的社会文化发展中心——中原中心,并逐渐得到巩固和完善。传说中的炎帝、黄帝、蚩尤三始祖会战阪泉、涿鹿,就是中原中心得以形成巩固的标志。

  中原中心形成巩固之后,处于中原中心的中华先民们以及他们创造出来的中原文化又向外幅射,表现为中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交融。这种文化交融过程从距今五、六千年开始到1279年元灭南宋结束,历经四、五千年的时间,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包括了“华夏族的形成发展期或华夏族居统治地位时期”、“由华夏族向汉族的转变期”、“汉族形成发展期、或汉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由汉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向中华民族时期的转变”等四个阶段。

  作者认为,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灭南宋,一统中华的1279年是中华民族在事实上得以形成的年份。其标志有三:其一,元灭南宋,作为少数民族之一的蒙古族占居了中华大地、取得在中华民族中的统治地位,这就破天荒地第一次打破了汉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格局。其二,元灭南宋还带来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内夏外夷”传统的破除。元朝把全体国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对于“内夏外夷”、“贵夏贱夷”的传统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给予沉重打击。诚然,这是不正确的民族歧视思想,但毕竟打破了陈旧的思维定势,在客观上模糊了夷夏界限、缩小了夷夏隔阂。明朝统治者是汉族成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内夏外夷”的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相悖的陈腐观念,然而,总的来看,明朝统治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大大淡化了夷夏之别,特别在用人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都委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士。清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也多站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他们不仅委任大批汉族官吏,而且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内夏外夷的界限更加模糊,缩小夷夏隔阂的情形更加明显。其三,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和他们所创造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在民族交融中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基本上不再被其他民族所“融”掉、“化”掉。因而能在中华大地上构成新的民族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形成之后,就按照自己的本质特性向前发展。

  作者还认为,从1279年元朝灭宋到1840年鸦战争,历时561年时间,是“中华民族的自在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统治者都承认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事实,因而在处理各种具体问题时,多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统治者是如此,一般老百姓也是如此,不会把中华民族内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界限看得那么重,更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外民族人视为“异己”。因此,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以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存在着,只是尚未有人称之为“中华民族”,更没有人对她作过考察研究和论述而已。

  进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面对外国列强入侵和亡国灭族的厄运,中华各民族日益觉醒并自觉地结合成一个整体。由是,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出现了中华民族的三次大反省,即“鸦片战争后的大反省”、“甲午战争后的大反省”、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大反省”。这个时期,中华民族自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应该加强团结、像五个手指攥成一个拳头般地以整体的力量对付敌人,才能达到拯救中华,振兴中华的目的。“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科学专称和概念,以及对“中华民族”进行研究的着作也在这一历史阶段得以出现。

  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之后,就自然而然地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在中华民族作为民族自觉之后而走上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目标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对这个阶段的下限,应该定为1949年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或可以定在1959年3月的西藏平叛胜利和民主改革的开始。对此,作者表明了“留着下步继续讨论”的态度。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本书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客观历史实际。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一改过去那种对中国民族史研究“以民族为基本单元”,即对中华大地生活过的上百个民族一一列述,由流溯源,平列叙述的老方法;采用的新方法,即注意把中华民族作整体、实体,并且以它本身的形成、发展为线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在体例上合乎史体要求,即由源至流,一直写到当代,力求按时间顺序恢复中华民族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很有价值的。加上作者在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眼光和实事是的科学分析态度,其中还采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使本书更加重了科学份量,得出的研究结论(包括中华民族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使读者阅后能不由自主地激发出“热爱中华”、“振兴中华”的拳拳之心。这种对中华民族史研究的新方法很值得称道。

  总之,《中华民族史》(上、下卷)的公开出版,正如史式教授所指出的:它正足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促进祖国早日统一:其中对中华民族成员在全世界活动情况的公允记载,足以团结海外华人;其中对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的公允记载,足以团结少数民族;其中总结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足以指出今后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责任编辑:铜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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