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分科学习 > 社会学 > 学科简史 > 著作篇 > 

试论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

——从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谈起

2016-10-10 09:19:45 《学术月刊》 田薇

  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往往被认为是对立甚至是对抗的。特别是由于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基督教信仰却日趋削弱,似乎更加确证了一个传统的见解:基督教扼杀了科学,文艺复兴运动才带来了科学的诞生。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对西方基督教及其与文化、科学、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关系研究的展开和深入,传统观念受到了种种挑战。美国当代历史学家霍莱斯特指出:“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现代文明发展,可能过分强调了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实际是‘古典文学’的学者,对于科学的兴趣,可以说并不大于一位现代英国文学或拉丁文学教授。现代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大学。”(注:C·沃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79页。)众所周知,中世纪文化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霍莱斯特的观点实际意味着:现代科学植根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中。荷兰当代科学史专家霍伊卡则提出一个类似于李约瑟式的问题:“科学思想的深刻革命发生于16和17世纪。……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即欧洲和一个特定的时间,而没有发生在任何其他地方或其他时代”(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我们由此进一步发问:这个时代的文化究竟具有什么特点?无疑地,基督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于是这里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现代科学的兴起与基督教传统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直接涉及到关于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如果是否定性的,那么,基督教对科学起的是一种阻碍或破坏的作用;如果是肯定性的,那么,结论将会突破流行见解;如果是双重性的,那么,结论也将对传统见解提出严峻的挑战。

  

  雅斯贝尔斯的文明形态学理论以轴心期为标志,他指出,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文明是欧洲特有的文明,正是科学技术把欧洲世界推到了现代历史的前台。那么,作为一种特殊的欧洲现象,现代科学的产生根源何在呢?除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社会学解释之外,从文化层面上来看,长期以来,人们一方面将科学视为挣脱了基督教信仰束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都把以追问“为什么”为特征的希腊文化视为现代科学产生的根源。于是,基督教被看作是扼杀科学形成的障碍。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基督教与科学相对立的传统观点。

  荷兰当代科学史家霍伊卡教授在《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一书中,从历史事实出发,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基督教和古代文化的相遇和对立,不但不曾阻碍、反而促成了现代科学的诞生。按照流行的看法,科学的发展得益于古典的希腊文化传统,而不是犹太一基督教的圣经传统。就连神学家和教士们有时也竭力否定基督教会的过去,痛惜教会对科学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然而,不能由于教会对圣经的理解有误,就把错误归之于圣经;不能因教会曾起过抵制科学的作用,就把基督教理解为与科学不能相容。“欧洲思想深受希腊—罗马源泉和《圣经》源泉两方面的影响,如果说我们的科学思维方式仅仅烙上了希腊—罗马源泉的印记,这看来令人难以置信。”(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2页。)的确,西方文化是所谓“两希文化”——希腊理性文化和希伯来宗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基督教不可能不对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对此霍伊卡进一步指出:“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希腊文化遗产和《圣经》文化遗产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的区别”(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3页。)。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理性和技艺劳动的不同理解上,正是在这种不同的理解中产生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希腊人的理解对现代科学的兴起具有阻碍作用,而圣经的观念则弥补了它的缺陷,促成了现代科学的诞生。从实际的历史发生过程来看,“在现代科学兴起的时代,宗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上帝(或诸神)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他们探究自然的方法,即他们的科学。”(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3页。)这就是说,在基督教作为最强大的力量而存在的时代,科学的产生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受到它的推动。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神宙斯就是苍天,就是大地。自然是有生命的神圣的有机体,是被神化、被尊崇的对象。其他异教也往往把大自然或某些自然物视为有神性的。于是,探索和利用自然、改造和驾驭自然就会被认为是冒犯和亵渎。这种灵化自然的世界观必然会以各种方式妨碍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圣经》把自然界理解为上帝的造物,它本身不具有任何神性。作为上帝创世的作品,它受到珍视但不会受到崇拜。人也是上帝的造物,但他高于自然万物,上帝把世界交给了人、赐给了人,让他去治理,因而人类是上帝的工作伙伴,分享着上帝对其他受造物的统治。这种世界观提高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为人类探索自然和利用自然提供了神圣的根据,使人类能够放心大胆地去发展科学技术。

  自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关于自然的理解又出现了新的观念,形成了把世界看作是上帝创造、以机械模式存在、彻底非神化的《圣经》世界观,这更加有利于现代科学以及与之相应的世界图景的解释。从哥白尼到牛顿,科学的发展过程正是世界图景机械化的过程。反过来讲,近代机械论的科学和哲学更符合《圣经》的观念,因为一个有机的世界由“生育”而来,这必然包含着自我原因;而一个机械的世界则由制造而来,它只能是上帝理性设计的结果。所以,当时的机械论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波义耳、笛卡尔、帕斯卡尔、伽里略、牛顿等人都认为,他们的研究活动更加证明了造物主的伟大,证明了《圣经》的真理,为上帝增加了荣耀。这种更加符合上帝是创世主的机械论科学观,或者说从上帝是创世主的圣经观念出发所得出的这种机械论科学观,实际上通过把自然彻底非神化,放开了科学真正能够客观地探讨自然界的手脚,导致了一种实证的、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念。这种科学观念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正统方法,即理性经验论的基础。今天的科学家们运用机械论的模式时,已不再把它视为对世界本质的解释,而是作为理性描述的工具。然而,霍伊卡对此进一步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多数科学家,当他们采纳这种观点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一切都已世俗化,但他们的学科的形而上学基础,却主要来源于《圣经》关于上帝和创世的观念。”(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37页。)

  按照希腊人的理解,自然界充满了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性,人只要凭借理性自身的规则,就完全可以认识无限的自然界。在这种观念下,世界的偶然性失去应有的地位和重视,经验的事实也无法作为真理性的根据。这种观念显然有悖于现代科学精神。按照《圣经》的观念,世界作为上帝的造物,虽然是有法则的、有秩序的,但也是上帝自由意志的产物。上帝的自由意志无须服从任何东西,上帝的创造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人的有限的理性应该避免僭越的狂妄,必须随时准备接受上帝创造的新事实,驯服地遵从上帝亲自撰写的这本大自然之书。这意味着尊重从事实出发的、无止境的科学认识,意味着不能用既定的理性法则来要求新的事实,只能服从于已知的和确实存在的事实,只能服从于给定的和已经形成的事物,而不管其是否符合理性。只有承认事实,承认无知,才有可能去探索以求得真知。霍伊卡认为,《圣经》所蕴含的这种思想,无疑更有利于促进面对事实的现代科学精神的形成。关于这一点,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一段话也表达了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与基督教观念的一致性:“在我看来,科学似乎是以最崇高、最有力的方式传授伟大的真理,而这种伟大的真理正是体现在完全服从上帝意志的基督教观念之中:像幼童般面对事实,随时准备放弃任何先入之见,谦恭地跟随自然的引导,即使是坠入深渊也在所不惜。否则,你就将一无所获。”(注:转引自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64页。)

  以事实为根据的现代科学离不开实验。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科学的兴起是实验科学的兴起。然而,实验作为一种手工技艺劳动,在古代是受到鄙视的。古希腊人认为,凭借手工技艺是无法与神性大自然竞争的,这种竞争本身也是有悖天理的,一些机械的和化学的实验研究因而被看作是与巫术相似的东西。此外,古代人崇尚自然,往往认为人造之物劣于自然之物,这些都影响了科学实验的开展。可是,霍伊卡指出,在《圣经》中并不存在上述阻碍实验科学发展的因素,相反,《圣经》对手工技艺采取了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它不像希腊人那样赞扬“闲暇”,而是为诚实的生活规定六日劳碌做工,“甚至早在人类堕落之前,人类就必须‘修理看守’伊甸园;在人类堕落之后,对人类所作的惩罚是劳动的疲乏,而不是劳动本身”(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98页。)。上帝把所有劳动都看作是神圣的,上帝给予了人类运用手工艺的天赋,让他们有智慧,有知识,能作各种各样的工。

  这种观念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发扬。在现世禁欲主义的观念中,一切世俗的职业劳动都被作为“善功”而成为荣耀上帝的途径,由此便获得了必不可少的宗教道德上的认可。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这种新教禁欲主义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同样,霍伊卡也指出,科学实验作为一种技艺劳动,也因此取得了基督教精神的支持,不再受到鄙视,变成了一项增加上帝荣耀的活动。当时的新教徒们为荣耀上帝,躬行善功,把无私忘我地献身于科学技术研究活动视为自己的“天职”,为科学革命作出了贡献。现代实验科学正是在这种基督教思想背景和基督教精神动力的驱使下诞生的。例如,加尔文教认为,那些忽视研究自然的人,与那些在探究上帝的作品时忘记了创世主的人同样有罪,因为科学研究能够导致人们了解上帝,指导生活。这种基督教观念显然对科学起着推动作用。

  对此,雅斯贝尔斯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如果没有源于基督教历史的精神阐述和冲动,现代科学的诞生也许是不可想象的。”(注: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他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在三方面成为现代科学诞生的内在动机:一是“基督教的精神要求不惜代价的真实”,真实是基督教追求的最高峰,由此,对真理的追求要求把认识当作严肃的天职;二是“世界是上帝的创造”。既然世界是上帝的造物,那么,万事万物都值得去了解,认识就是对上帝思想的再思考。在这方面,恭敬地、如实地阅读上帝的大自然这本书,的确成了许多科学家不懈地探究自然真谛的精神动力。而受造的世界的任何物、任何地方,都永远不是最终的绝对的真实,它总是指向别的东西。因此科学必然是一个无限的追问过程,它从理性涌出又不封闭在其中,于是形成了理论建设和经验实验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造成对迄今未知的真实的接近。三是源于虔敬信仰的无限认识,与由认识到的事实带来的对上帝本身的疑问之间的冲突,连续不断地促使人们去进一步认识、检验或证明上帝的真实。雅斯贝尔斯认为,正是在这种基督教精神的推动下,现代科学才得以形成。

  由此可见,现代科学的产生并非只根源于希腊文化的理性传统,也并非是反对并战胜基督教信仰的结果。事实上,它还深深植根于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之中,并受到它的精神的巨大推动。对于这三者的关系,霍伊卡总结道:“希腊一罗马文化与《圣经》的相遇,经过若干世纪的对抗之后,孕育了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保存了古代遗产中的一些不可或缺的部分(数学、逻辑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但它却受到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方法论观念的指导,这些观念主要导源于《圣经》的世界观。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的话,其肉体组成部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科学更多地是某种宗教观念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注: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第167页。)。

  从整个西方文化来看,上帝与理性、基督教与科学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两大基本精神。显然,只有把这两种精神理解为统一的,才能解释西方文化的个性。着名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曾说:“西方自宗教革命与科学革命以来,‘上帝’和‘理性’这两个最高的价值观念都通过新的理解而发展出新的方向,开辟了新的天地。把人世的勤奋创业理解为上帝的‘召唤’,曾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把学术工作理解为基督教的天职(scholarship as a Christian calling)也促进了西方近代人文教育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这是近代许多大科学家所接受的一条基本信念,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如此。”(注: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无论霍伊卡等人的见解是否完全精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种把基督教完全看作是扼杀科学、把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完全看作是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的观点,过于简单武断,它并不完全符合现代科学兴起的实际历史状况,需要重新加以审视或思考。

分享到:
  • 欢迎,   已有0条评论
最新评论

学习网首页
思想理论
资    政
学习中国
党史党建
企业天地
科学技术
海外风采
综合专题
理论百科
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