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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特点

——中国古代

2016-11-25 15:48:24 《内蒙古社会科学》 余梓东

  民族关系格局一般是指在特定社会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结构,其发展变化受特定区域内民族构成、民族之间交往联系的方式与程度、民族自身发展水平、调控民族关系的手段等因素的制约。清朝民族关系格局具体是指在清朝统治时期和统治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结构。该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即该结构分为不同层次。由于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而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而当时的满族人数很少,在客观上限制了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清朝统治者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协调好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蒙古族、汉族、藏族在清朝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则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这是由不同民族关系在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决定的。

  一

  清朝建立后,特别是定鼎中原之后,清朝的统治疆域进一步扩大,其所管辖的民族数目进一步增加,清朝政府所面临的局部地区民族关系问题就逐步演变成为全国的民族关系问题。这样,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也愈加明显。尽管清朝实现了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但是满族人口数量少,各类人才资源有限、以少临众的局面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加剧。这就决定了满族贵族必须联合其他民族成员共同执政,才能巩固清朝统治。

  尽管如此,以满蒙关系、满汉关系为主干的民族关系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满藏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因此,满汉关系和满蒙关系以及满藏关系构成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而且,上述三种族际关系对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只有在妥善处理、不断改善上述三种族际关系的基础上,清朝政府才能得以有效维护民族关系格局的稳定,充分利用所富集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对全国进行统治。

  在清朝统治时期,满族统治者进一步巩固了满蒙联盟。主要表现在:第一,扩大了满蒙联姻的范围。即将过去的漠南蒙古扩展到漠北和漠西蒙古,包括了蒙古三大部。并对联姻进行规范化管理,实行必要的保障措施。根据《钦定理藩部则例》规定,下嫁外藩的公主等及其额驸按等级不同,给以不同数量的俸银和俸缎[1](P137)。此外,还采取备指额驸、生子授衔、入京朝觐、回京省亲、赐恤致祭等政策和措施来保障满蒙联姻在有清一代一以贯之,使建立在姻亲血缘基础上的满蒙政治联盟不断得到巩固;第二,赐封蒙古贵族高官显爵。在蒙古贵族中凡归顺和降附者,根据其地位和功劳皆赐封相应的爵位,上自亲王,下至台吉等,甚至外藩蒙古贵族还可以保留汗爵。并且,还授与蒙古贵族管理本部的实权,使蒙古贵族对清朝统治心悦诚服。第三,重用蒙古族官吏。在清朝权力机构中,蒙古族官吏的地位仅次于满族,故有“优礼外藩,传龟袭紫,任及子孙,处离襁褓遂珥貂珰,眷何隆也”[2]之说,形成了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多民族联合执政的局面。以清朝中央政府权力中枢军机处为例,乾隆七年(1742)有军机大臣7位,其中满族3位,蒙古族两位(班第和纳延泰)和汉族两位[3](P137)。第四,重大活动的礼遇。在皇帝巡幸、召见、朝觐等重大活动中,对蒙古贵族礼遇有加。皇帝塞外出巡都要召见蒙古贵族,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塞宴”,还赐与“乾清门行走”、“御前行走”等荣衔,以示“恩崇”和“优恤”,有效地缩短了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第五,兴黄教,安蒙古。藏传佛教在清朝建立以前就已经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形成了广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因此,尊崇藏传佛教就成为抚绥蒙古诸部的重要政策之一。此项政策源于后金政权,在清朝前期趋于完善。第六,俸禄、赏赉和免赋。根据清朝规定,蒙古贵族按等级不同享有比其他官吏高出许多的不同数量的俸禄。“科尔沁卓哩克图亲王、图什业图亲王、达尔汉亲王暨喀尔喀等处汗,岁支银二千五百两”[1],而京城一品文武官员年俸只有180两。另外,蒙古贵族按年班来京朝觐,还要按等级赐与数量不等的赏赉,一般在500两至70两之间[4]。清朝政府基本上免除了蒙古诸部的赋税,每遇灾荒,还进行赈济,史不绝书。因此,“善待蒙古,结为姻亲,联为羽翼,资彼之力,建立巩固的满蒙联盟,是后金——金——清的基本国策之一”[5](P299)。

  清朝定鼎中原,最大的障碍是民族矛盾,主要是满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之中,汉族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分布地区广阔,且经济和文化发达,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所以,解决满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当时清朝政府民族事务的重中之重。另外,中原地区是汉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汉文化的发源地,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清朝政治认同的程度是衡量满汉矛盾缓和程度的尺度。清朝统治者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调整满汉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将满汉关系调整到相对稳定状态。其一,利用阶级矛盾缓和民族矛盾。当时清朝政府打出了“与流寇争天下”、为明帝复仇讨贼、褒扬死难明臣和为崇祯皇帝举哀发丧的旗号。这表面上是一种宣传清朝统治合理性的政治策略,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因为这项政策主要是针对为数众多的汉族官僚知识分子和汉族民众的,既要缓解满汉之间的矛盾,又要宣告清军入关出师有名,并为其他政策的陆续出台奠定基础。这项政策的实施在曾经遭受农民军沉重打击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北方省份的汉族地主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逐步得到初步承认,并促使上述省份在短时间内归附。其二,招揽人才,从优录用。清朝对各衙门官员采取“照明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6](卷5,P57)的政策,和“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6](卷8,P85)的政策,如周伯达原任明朝陕西关西道,后任大顺政权的甘肃巡抚,仍按巡抚官级录用[6](卷25,P224)。这项政策的高明之处是给汉族官僚知识分子以政治和生活出路,大量录用汉族官僚知识分子,一方面可以有效扩大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使这部分人不为政治对手所利用。这项政策的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官僚士绅和知识分子纷纷归附清朝,在官吏任用方面形成满汉共用的局面。其三,实行田产归原主、劝民垦荒等政策。清朝宣布凡是被农民军剥夺的田产皆“归还本主”[6](卷15,P136),明确保护官民的私有财产,把大顺农民军不加区别地追赃索饷的政治错误,巧妙地转变为巩固统治的政治资源,发挥了安抚人心的作用。此外,清朝政府还实行了劝民垦荒、招抚流亡、整顿漕运、清理盐法等政策和措施,“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久”,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扩大了政治权力的基础。其四,尊孔取士。把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在这方面大幅度减少了满汉文化冲突,有利于缓和满汉矛盾。顺治皇帝袭封孔子后裔孔允植为“衍圣公”,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康熙皇帝还推崇程朱理学,既保留和弘扬了汉族的主要文化传统,又减少了满汉之间的对立情绪。此外,还全面恢复科举制度,广泛吸纳汉族知识分子参政。因为这部分人既是社会精英,也是民族精英,在社会上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他们的政治取向对广大民众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在汉族聚居区形成了满汉共治的局面。其五,停止圈地。清朝入主中原之初,在京畿及周边地区进行圈地,此举进一步激化了满汉之间的矛盾,也是清初的弊政之一。康熙八年(1669)就下诏停止圈地,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彻底革除了弊政,缓和了满汉民族矛盾。其六,“满汉一家”与满汉联姻。清朝诸帝皆强调“满汉一家”,具体动机姑且不论,但是,主要目的无疑是协调满汉关系,缓和满汉矛盾。在清朝入主中原以前,满汉之间就存在广泛的交往,在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满汉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联姻是满汉联系交往的必然结果。清世祖福临于顺治五年(1648)八月壬子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6](卷40,P320)虽然,当时官员的联姻须报部审批,而普通百姓的联姻不受限制。在这方面皇帝身体力行,顺治十二年(1655)“和硕显亲王姊赐和硕格格号,下嫁耿精忠;固山贝子苏布图女赐固山格格下嫁耿昭忠”[6](卷92,P721)。总之,上述政策和措施在不同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使满汉关系趋于稳定,这对清朝统治的巩固是非常重要的。

  西藏地处西南边疆,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西藏,又是藏传佛教的发源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明朝末年就形成了达赖喇嘛与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统治西藏的局面。而在清初的几十年中,在西藏多次发生蒙藏统治者争夺西藏统治权的战争,所以,协调满藏关系既涉及到西南边疆的安全,也影响到满蒙联盟的巩固,对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协调满藏关系,并在西藏实行与历代封建王朝相比最为成功的统治。主要包括:第一,册封达赖、班禅。达赖和班禅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在西藏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清世祖福临于顺治十年(1653)册封五世达赖,正式确立了达赖为西藏最高宗教领袖的地位;清圣祖玄烨于康熙五十二年(1712)遣人往西藏册封五世班禅,正式确立其地位,便于清朝政府利用宗教领袖管理西藏。第二,建立和改革西藏行政制度。在清朝初年,中央政府对西藏是进行间接的管理,实行政教分离和以蒙治藏的行政制度,后来改为政教合一的摄政制度和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避免了由于管理权力分配不合理所带来的弊端,维护了西藏社会的稳定。第三,设置驻藏大臣。清世宗胤禛于雍正五年(1727)初设“驻扎西藏办事大臣”,统掌前藏和后藏之军政,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第四,对西藏的管理法制化和规范化。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又称《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做到了对西藏事务的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将西藏地方事务的管理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第五,创立“金瓶掣签”制度。为了解决活佛转世过程中的弊端,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届时,由驻藏大臣、理藩院尚书等现场监督金瓶掣签确认转世灵童过程。第六,出兵平叛。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出兵入藏,驱逐准噶尔军,护送七世达赖在拉萨“坐床”,受到僧众的欢迎;后来又陆续平定了罗布(卜)藏丹津叛乱、阿尔布巴叛乱、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以及平定大小金川等,维护了藏区的社会秩序,并击退了廓尔喀的入侵。上述政策和措施既密切了满藏关系,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巩固了满蒙联盟,同时,又有效地管理了西藏。

  二

  清朝民族关系格局大体上是以满族为统治民族,其他民族为被统治民族,满族统治集团联合了蒙古族、汉族等其它民族的上层统治者或官僚知识分子组成了联合政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朝民族关系格局具有以下特点。

  1.满族是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核心。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满族是统治民族,其他民族是被统治民族,因此,满族是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关节点,满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对清朝民族关系格局都具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2.统治集团是调整民族关系的主导者。以皇帝为首的包括满族、蒙古族、汉族等民族的王公贵族、官僚在内的统治集团是协调和处理各种民族关系问题的主导者。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利用所富集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制定和组织实施民族政策,协调和处理各种民族关系问题。康熙皇帝曾经强调:“朕统一寰区,无分中外,凡有人民,皆吾赤子。”[7]这种政治优势是当时国内其他政治势力所不具备的。

  3.多民族联合执政。满族既作为少数民族,又作为统治民族。但是,由于满族人口与汉族等民族相比较,明显居于少数,为了扩大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必须联合其它民族,特别是汉族、蒙古族的官僚知识分子和上层王公进行联合执政,在扩大社会统治基础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缓解民族矛盾,并因此而有效地降低了统治成本,提高了统治效率。正如《清史稿》所言:“初制内外群僚,满、汉参用,蒙古、汉军,次第分布。康、雍两朝西北督抚,权定满缺,领队、办事大臣,专任满员,累朝膺阃外重寄者,满臣为多。逮文宗兼用汉人,勋业遂着。大抵中叶以前,开疆拓宇,功多成于满人。中叶以后,拨剧整乱,功多成于汉人。”[8]

  4.民族关系格局的多层次性。清朝民族关系格局分为两个层次,即主干层次和非主干层次。主导层次包括满汉关系、满蒙关系和满藏关系,上述三种民族关系即是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基础,也是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核心,直接决定清朝统治是否稳定,还制约其他民族关系,同时也影响清朝的综合国力。被主导层次包括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汉族与少数民族(不包括满族)的关系、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包括满蒙关系、满藏关系)等。虽然上述关系受满汉关系和满蒙关系、满藏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但是,反过来也可以影响满汉关系、满蒙关系和满藏关系。

  5.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相对比较稳定。在清朝统治近300年的过程中,民族关系格局从整体上看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其间虽然发生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罗布(卜)藏丹津、大小金川、大小和卓木、张格尔等叛乱,但从宏观上未改变清朝民族关系格局,上述叛乱都被清朝政府出兵逐一平定,从而维护了清朝统治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康熙皇帝“统一台湾,平定噶尔丹,粉碎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分裂的阴谋,统一西藏,击退沙俄对我国领土的侵略,签定《尼布楚条约》,使中华民族成为疆域辽阔、统一强盛的国家,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威声慑服于全球”[9](P2)。

  6.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由于清朝政府在制定和实行对汉族、蒙古族、藏族等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对全国各民族地区实施了比历代封建王朝更加有效的行政管理,做到了政令畅通。在康雍乾盛世的统一、稳定和繁荣的国内政治环境中,通过驻军、科举、改土归流、垦荒、屯田、解除封禁以及广泛持久地民族间的交往联系等途径,有力促进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水平,有效地增强了各民族的向心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未来的中华民族反对外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文化基础。

  7.向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转变。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奴役的对象,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步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关系格局的焦点。

  原文参考文献:

  [1] 钦定理藩部则例[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2] 土默特旗志(卷7)[Z].[3]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一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0.[4] 钦定大清会典(卷65)[Z].[5] 周远廉。清朝兴起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6] 清世祖实录(卷5)[Z].北京:中华书局,1985.[7] 王先谦。东华录(卷33)[M].[8] 清史稿。职官一[M].[9] 郑天一,等。康熙政要·前言[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铜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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