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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变革对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中国古代

2016-11-25 15:47:54 《世界宗教研究》 武沐 于彩贤

  近年来学术界在探讨中国西北伊斯兰教派与门宦方面的论着非常之多,成果也十分丰厚,但仍有未尽之言,如关于教派与门宦何以大多创建于明清之际河州的问题,多数论着往往以人口相对优势、生活贫困、苏菲教团传入以及经堂教育影响等为解答,而对于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的变革却很少注意。实际上,正是由于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自身的一系列变革,才使得各方面的因素在河州产生了更适合教派与门宦创建的环境。那么,明清之际的河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又对河州穆斯林社会以及河州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正是从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中,试图探求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变革对穆斯林社会的影响,进而从河州穆斯林社会的变迁中为中国西北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的创建提供一个历史的诠释。

  一、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会的变革

  明代河州在成化十年(1474)前基本属河州军民指挥使司(河州卫)管辖,此时的河州卫是一个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成化十年,巡抚督御史马文升奏改河州卫原治四十五里为河州,军民分治,州隶临洮府,卫仍为军民指挥使司①。与明代河州的军政机构相比,明代河州的基层社区组织相对稳定,大体由三大类组成:一是里甲,二是土司,三是屯寨。而这三种组织中里甲制的革除、土司势力的削弱以及穆斯林掌教参与基层社区管理应当是明清之际河州基层社区中最引人瞩目的变革。

  (一)河州里甲组织的革除

  明代河州里甲组织,据嘉靖《河州志》卷2《地理志·里廓》载:“原额四十五里。嘉靖丙戌,知州张宗儒因人丁消乏,奏攒三十一里”。里设里长,里下为甲,甲设甲首,这与内地里甲制并无二致,但内地里长是择老成者为之,不拿俸禄,不世袭,而明代河州里甲制却保留着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里长、甲首的世代相袭,具有浓厚的部落酋长性质。这一点在康熙《河州志》王全臣呈报于清廷的“详文”中有明确记载,其云:“此旧俗相沿,有里长户、甲首户等名色。里长户世为里长,甲首户世为甲首。其甲首户悉听里长管辖”②。明代河州基层组织中不仅里长、甲首可以世代相袭,而且中下层军官、军户,以及土司、教坊掌教等均为世袭,所以说世袭是明代河州基层组织的一大鲜明的特征,而里长、甲首的世袭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

  河州穆斯林自元代大量迁入后,分布在河州四乡,他们或聚族而居,如撒拉族;或散落在番寨部落中,如河州珍珠族韩土司属下的他班的族中有“土户六户,回民七户”;马圈岭族中有“回民八户”;扎麻族中有佃户“回民十三户”③;但更多的则是编户在里甲之中,与当地各民族交错居住在一起。

  明代河州回族居住的里甲,由于穆斯林掌教的存在,在社区权力构成上存在着二元结构,即社区权力与宗教权力,而国家权力由于世袭里甲的阻隔,很难向县以下的乡村纵深发展,乡村社区基本上处于国家权力的真空状态。而明代河州伊斯兰教在遵从苏菲派的各家门宦尚未创建之前,又是一个看似统一,实际却十分松散的宗教体系。各地实行的是单一教坊制,一个教坊,一个清真寺,教坊之间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各自独立,各行其教。因此,当这种松散的教坊组织面对着一群独断专行、欺上瞒下、骄横跋扈的里长、甲首时,其权力的二元结构则呈现出极其的不对称。

  清朝河州知州王全臣针对腐朽落后的里甲制,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推行保甲制、创建会社制、革除里甲制。康熙《河州志》卷2《田赋》载:“全臣筹画再三,乃令四乡先立保甲、会社,或二、二十村庄连为一会,每会择其老成者举总练一人,社长或三、四人,饬令稽查盗贼,巡警地方,迨居民成听约束矣”④。清代河州保甲的职责是“立保甲以查地亩……地亩即清,乃革除里长”⑤。虽然在清查地亩之初,总练、社长等亦参与其中,但“不过权宜之计”,其主要职责仍然是“稽查盗贼,巡警地方,迨居民咸听约束矣”。王全臣新建的保甲究竟有多少,尚不得而知,但变革后的河州共有99会,每会下辖若干社,大会有辖12社者,小会仅有2社⑥。会的首领为总练,社的首领为社长。会社原本是明初以米普遍实行于北方民间的互助组织⑦,在这里被王全臣加以改造,可谓是一大创举。

  世袭里甲制的最大弊端在于封闭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而会社、保甲制的最大功绩恰恰在于开放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王全臣创建的会社、保甲制革除了河州基层组织的世袭制,打破了基层首领们网织多年、一手遮天的传统权力结构,使得河州基层社区组织从传统的羁縻制过渡到国家化的基层社区组织,而国家权力正是借助于这一新的基层社区组织得以顺利地进入社区。国家权力进入河州基层社区后,基层社区中国家权力的真空状态基本结束,新的权力结构随之形成,这就是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国家权力、社区权力、宗教权力的三元结构。新的三元权力结构较之里甲制下那种封闭、半独立状态的二元权力结构更具开放性,而百姓对于传统权力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大为减弱,其所受到的剥削和欺榨大为减轻,正所谓“革除里甲,令民自封投柜”,“百姓之输纳,争先恐后”,“欢然如拨云雾而覩天日矣”⑧。康熙《河州志》在评价王全臣之政绩时刻意强调:“夫后之见志者,以庶事之中其最者,清地均粮,革除里役而已”⑨。王全臣率先并彻底地在河州地区进行了变革,而正是这些变革为清初河州伊斯兰教派、门宦的创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二)土司势力的衰弱

  清初,由于统治者集中全力与南明政权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余部作战,对甘青一带少数民族无暇顾及,在政治设置方面亦无多大变更。甘青各家土司照旧任职承袭,一如明朝。这种局面维持了八十年左右,到雍正时发生了变化。雍正即位之初,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乘朝廷变故,发动武装反清斗争。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打败罗卜藏丹津,并以《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事》为基本准则,开始在甘青藏族、撒拉族中实施改革,这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部分藏族以及撒拉族中确立千百户、设置乡约。河州部分藏族部落确立千百户、设置乡约至迟在雍正四年就已实施。雍正三年十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议:“凡切近河、洮、岷州内地番人与百姓杂处者,向通汉语。自归诚后已令改换内地服色,毋庸设立土千百户,但就其原管番目,委充乡约、里长,令催收赋科。久则化番为汉,悉作边地良民。其去州县卫所较远之部落,现在有地耕种,令按亩纳粮”⑩。此奏议得到雍正皇帝批准。翌年,青海都统、办事大臣达鼐、西宁总兵官周开捷等在河、洮等处招徕安插番人,“遵照部议,委以千百户、乡约,并饬地方营汛官弁会查户口田地,定其赋额”(11)。此后,河州境内各中马番族除珍珠族等少数未设乡约外,大多设有乡约,如鸿化、灵藏、癿藏、沙马、老鸦等族(12)。

  在强化对河州中马番族管理的同时,对撒拉族的管理体制也相应地作了一系列调整和加强,主要有:“查田定赋”和封授两个撒拉族土千户。雍正七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曰:“至撒喇回民,虽系土目韩炳、韩大用所辖,而系外委土司,职守轻微,回民奸悍者多不服。今请将韩炳、韩大用二人,各给与土千户号纸,令分辖回族,则凡不法回民,既畏营员,又见韩炳等系奉旨设立之土职,自必共相惊惕。将来编查户口、输纳钱粮等事,亦易办理”(13)。奏折上报,清廷准奏,同年六月,兵部正式封授韩大用、韩炳为“保安堡撒喇土千户”。

  清政府对于甘青土司调整后,国家权力虽然并未直接深入到藏族、撒拉族部落中,但却极大地削弱了土司权力,使得土司对属民的统治明显松弛。明末清初之际撒拉族中之所以能够出现众多传教者的身影,以及苏四十三等人甚至提出打倒土司的口号,均反映出土司难以统御属民的事实。

  (三)穆斯林掌教参与基层社区管理

  穆斯林掌教参与基层社区管理是雍正初年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政府为强化对甘青少数民族管理而逐步采取的措施之一。河州番族设置乡约后不久,清政府即在甘肃回族中进行了类似设置。《清世宗实录》卷112雍正九年刑部覆议甘肃巡抚许容条奏曰:“回民居住之处,嗣后请令地方官备造册籍,印给门牌,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除设立牌头、甲长、保正外,选本地殷实老成者充为掌教。人户多者,再选一人为副,不时稽查,所管回民一年之内并无匪盗等事者,令地方官酌给花红,以示鼓励。应如所请,从之”。许容条奏中的有些内容早已在河州实行,如保甲、会社制等,有些却在刑部覆议后实施。以掌教稽查所管回民有无匪盗等事宜,实际上是将穆斯林社区“稽查盗贼,巡警地方,迨居民咸听约束矣”的职能从总练、社长名下部分地转移到掌教一边。掌教虽不是乡约,但清政府试图以掌教承担乡约职能、最终过渡为乡约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反清斗争后,清政府在河州穆斯林社区普遍推行乡约制,正是这一意图的纵深与强化。

  同样是加强管理,但在河州中马番族中设置乡约与在河州穆斯林社区中以掌教稽查所管回民有无匪盗等事宜所表现出的政治倾向却截然不同。前者显示的是清政府借助世俗力量对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土司与宗教势力的打压,其目的是加速政教分离。后者则是清政府借助非世俗力量,提升穆斯林掌教地位,发挥伊斯兰教的教化作用,它显示的是清初统治者给予河州伊斯兰教以一定程度上的重视。

  清初统治者之所以对河州穆斯林掌教如此重视,是基于如下考虑:1.明朝对于河州穆斯林的管理是以羁縻管理为主,直接管理为辅;以里甲、土司管理为主,宗教管理为辅;清朝初年,随着里甲的革除、土司势力的衰退,清朝政府逐步从羁縻管理向直接管理转变,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穆斯林掌教在穆斯林社区管理中的作用渐渐凸现出来,其号召力越来越大,其被穆斯林认可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清政府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世俗政权以外的伊斯兰教,并将依靠的重点放在掌教,而不是里甲、土司身上。应当说这是清政府通过掌教第一次将统治触角直接深入到河州穆斯林社会之中,对于长期处于羁縻状态下的大多数河州穆斯林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触动。2.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穆斯林社区中的宗族职能十分弱化,大多被宗教职能所取代,因此,政府利用惯以凭借的传统宗族势力作为维持地方秩序的基础基本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穆斯林社会,故清政府只能以穆斯林掌教扮演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推行教化的重要角色。3.伊斯兰教的文化背景使得传统儒学对穆斯林基层社区的渗透难以深入,政府通过文化上的相互渗透以整合国家权力与地方基层社区的途径受到阻碍,同时,地方共同体的宗教神明与国家认可的正统神明也无法对称,难以形成以国家正统规范神明为中心的多层次的祭祀圈,从而难以在文化上与国家权力达到高度一致,因此,只有在两种文化圈中寻找出一个合适的载体才能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地方社区,而河州穆斯林掌教作为宗教与地方绅士的代表恰恰是担负这一职责的最佳人选。4.如何处理好穆斯林基层社区组织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始终是河州基层社区的一大难题,而河州穆斯林掌教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充当着宗教与基层社区的桥梁与调节器,是两者达到统一的重要中介,因此,河州穆斯林掌教的影响与作用在基层社区的构建中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赋予穆斯林掌教以一定的社区行政管理职能,这在河州是前所未有的。它表明清初统治者已清楚地看到伊斯兰教在河州穆斯林中的巨大影响,并迈出了第一步。与明代将伊斯兰教排斥在基层社区管理之外相比,这是清初统治者的一大进步。它清晰地表明清初统治者对于如何治理甘青穆斯林基层社区的理念以及围绕这一理念而形成的一整套治理政策的初步建立,这就是将宗教管理引入社区管理,以行政管理与宗教管理相结合,共同构建河州穆斯林社区管理体系。在这一管理体系中,掌教与保正、总练一道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它既不是单一的行政管理,又与政教合一相去甚远,是清初统治者在河州地区创建的独具特色的管理体系。纵观有清一代,统治者虽然在对待穆斯林政策上有过多次调整,但在如何治理穆斯林基层社区的政策上却始终坚持着这一具有特色的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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