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分科学习 > 社会学 > 学科简史 > 时序篇 > 

试论唐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中国古代

2016-11-25 15:40:15 《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 宋立 王培

  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的新概念,其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优贫抚孤,社会福利等几方面。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历史悠久,《周礼》中的“荒政十二策”即是政府在应付突如其来的灾害时所采取的救济措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抵御自然灾害,缓和社会矛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有关唐代的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论着,但由于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加上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还有分歧,因而这一问题仍值得继续探讨。

  据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记载,唐朝历时289年,共计受灾493次,其中旱灾125次,水灾150次,风灾63次,地震52次,雹灾37次,蝗灾34次,霜雪27次,歉饥24次,疫灾16次。仅据《两唐书·五行志》统计,在唐代近三百年间,因水灾一次死亡就达两万余人,损失千人或万人以上的重大灾害就有十余次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自然灾害都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的损失,例如:对生产方面的破坏,总章二年七月“益州大雨,坏居人屋宇。凡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家,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顷,九月十八日括州海水翻上,坏永嘉,安固二县,百姓庐舍六千八百四十三家,溺死九千七十,牛五百头,田四千一百五十顷。”[1](《唐会要》卷43《水灾上》) 开元二年韶州鼠害稼,千万为群”[2](《新唐书》卷34《五行志》) 永贞元年九月“朗州武陵、龙阳二县江水暴涨,漂万余家。十一月京兆府长安等九县,山水暴涨,害田苗。”[1](《唐会要》卷44《水灾下》) 长庆三年秋“洪州螟蝗害稼八万顷。”[2](《新唐书》卷35《五行志》) 中和四年六月己巳“太原大风雨,拔木千株,害稼百里。”[2](《新唐书》卷35《五行志》) 对生活方面的破坏:咸亨元年五月,“十四日,连日澍雨,山水溢,溺死五千余人”[3](《旧唐书》卷37《五行志》) 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2](《新唐书》卷36《五行志》) 天宝十载,“广陵大风驾海潮。沉江口船数千艘,十三载,九月,东都浐、洛溢,坏十九坊。”[2](《新唐书》卷36《五行志》) 广德二年秋,“关辅大饥,米斗千钱。”[2](《新唐书》卷35《五行志》) 贞元二年七月“洪州,火,燔民舍万七千家。”[2](《新唐书》卷34《五行志》) 中和四年“江南大旱,饥,人相食。”[2](《新唐书》卷36《五行志》) 在巨大在自然灾害面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仅凭借个体的力量显然难以保障其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为此,唐初以来,就不断完善各种救灾机构、制度和法令,从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灾后设立临时性的救灾使职

  唐初,统治者吸取隋短命而亡的教训,竭力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实施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于大规模的灾难大都派遣使者勘察灾情,并且因地制宜的采取各种救济措施。据《唐大诏令集》卷116载,“自汉魏以来,水灾之处,必遣人巡问以安集之,国朝因其制焉,亦命近臣抚恤。”贞观八年正月,太宗遣使,“分行四方,延问疾苦。”[4](《唐大诏令集》卷103《遣使巡行天下诏》) 据《新唐书》卷116载:垂拱中,历司属卿,时山东饥,及善为“巡抚赈给使。”就在这一时期,政府已经正式设立救灾使职了,到了玄宗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救灾使职。如:开元四年,河南,山东,河北发生蝗灾,朝廷让御使狄光嗣,康瓘,敬观道等人担任河南、河北检校捕蝗出巡地方,巡检灭蝗情况。[3](《旧唐书》卷37《五行志》) 开元十五年,八月,河北州县水灾,命魏州刺史宇文融为宣抚使巡检水损地方。[5](《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二》) 开元十二年,河北谷贵,又以太子宾客卢从愿为“宣抚处置使”开仓救饥。[3](《旧唐书》卷100《卢从愿传》) 后来,还有宣慰使和赈恤使参与地方救灾。开元二十年,江南、淮南发生旱灾,而河南数州却被水淹没,次年二月以检校尚书右丞相皇甫翼充“河南淮南道宣慰使”,检校尚书吏部侍郎刘彤充“江东河西宣慰使”,尚书兵部侍郎李镇充“山南道宣慰使”赈济百姓。[5](《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二》) 据毛阳光先生《遣使与唐代地方救灾》一文所述,唐代,朝廷共设职遣使赈济多达76次,尤其是太宗和玄宗时期。[6] 可见,遣使救灾在唐代重大灾难的赈恤方面承担着一定的作用。

  唐代不仅设置灾后临时性的救灾使职,并且派遣到地方的救灾官员多是三省或御史台的大臣,在玄宗时期还有位高权重的宦官,可见唐代政府对于地方救灾的重视。因而,设置灾后临时性的救灾使职就成为了唐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部分。

  二、设置常平仓和义仓

  唐初,社会经济残破不堪。政府一方面颁布诏令“劝课农桑”,另一方面着手化解阻碍经济发展的诸多矛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存在着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矛盾,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的正常生产秩序,统治者必须注意处理这一矛盾。历代官府常常在农商矛盾最尖锐的春荒秋熟季节,通过“常平仓”实行平粜平籴。这一方面是为了调节农商矛盾,抑制商人投机,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维持农业生产者的相对稳定。战国时期魏人李悝就有“平籴”的思想,汉代耿寿昌创建常平仓,开创了政府干预“调节粮价”的先河。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 在陕州(今河南陕县)设置常平仓,又在京师设常平监。唐建立伊始就设置了常平监官,通过管理常平仓以达到“公私具济,家给人足,抑制兼并,宜通壅滞”[4](《唐大诏令集》卷110《置常平监官诏》)。太宗贞观十三年,在主要的产粮区“洛、相、幽、徐、齐、并、秦、蒲”[1](《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 等八州,设置了常平仓,以调节粮价。后来永徽元年,又在京城东、西二市各设常平仓。开元二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1](《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 开元天宝时期常平仓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普遍置仓,有籴有粜。

  据《新唐书》卷52《食货志》载陆贽言说:

  仁君在上,则海内无饿殍之人,盖以虑得其宜,制得其道,致入致歉乏之外,设备于灾沴之前耳。魏用平粜之法,汉置常平之仓,隋氏之制,始创社仓,终于开皇,人不饥馑,除赈给给百姓外,一切不得贷便支用,每遇灾荒,即以赈给,沴则随事借贷,不饥则录事分颁。富不至侈,贫不至饥,农不至伤,籴不至贵,一举而数美具,可不务乎?

  由此可以看出:唐人关于常平仓的思想及其常平仓制度虽源于前人,但它足以说明,唐人对于常平仓在社会保障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唐代统治者对常平仓的设置和管理比前代更加重视。除了大量设仓外,还广置常平轻重本钱,内容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积米,粟,布,帛,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估价而收之。”[2](《新唐书》卷52《食货志》) 用以保障人民的生活。政府还扩大常平之法,赈贷给农民耕牛和种子,如:贞元七年,“以关辅牛疫,存者十五六,遣中使市以给之”。[5](《册府元龟》卷105《帝王部·惠民》) 和贞元十九年七月,贷京畿百姓麦种,[5](《册府元龟》卷105《帝王部·惠民》) 以维持社会再生产的稳定和延续。

  据《通典》卷十二《常平义仓》记载,天宝八载全国常平仓贮粮为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平均每州万余石。朝廷有丰厚的仓本,对于调节粮价,保障农民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起着重大的作用。

  义仓出现于隋。开皇五年(585年),工部尚书长孙平上书指出不能只靠强宗富室家道有余者“出私财”赈济,认为“经国之理,须存定式”,首次提出国家赈贷制度化的问题。他建议:

  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7](《通典》卷12《食货十二》)

  贞观二年,戴胄上“请建义仓疏”之后,唐代正式设置义仓。《旧唐书·食货志》叙述置仓经过说: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相戴胄上言曰:“……今请自王公以下,爱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理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

  此后,“民间寄纳与官”的义仓就在政府的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赈恤的责任。直至唐末,尽管义仓储谷时有盈虚,高宗以后义仓谷的用途还有不小变化,但义仓始终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旧唐书》卷43《职官二》载:“凡义仓所以备不足,常平仓所以均贵贱也”,我们不难看出,义仓以赈济为职能,常平仓以平籴平粜为职能。常平仓和义仓的职能虽不同,但从他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基本是相同的,即主要通过稳定自耕农来调节和维持封建经济中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个部门之间的平衡,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所以,常平仓和义仓的设置在救济和保障农民利益,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而,也成为了唐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部分。

  三、设立悲田养病坊

  病坊是唐代的一种“恤贫宽疾”的社会保障机构。病坊主要收留乞儿、老人、穷困和残疾之人、无家可归及无以为生的人。咸亨元年十月,高宗下诏雍、同、华等州百姓有“单贫孤苦不能得食,及于京师内流冗街衢、乞丐、廛肆者”宜令所司检括具录姓名本贯属,于“故城内屯监安置,量赐皮裘衣装及粮食”,[5](《册府元龟》卷105《帝王部·惠民》) 县官和监官相互管理。这种“屯监”管理方式可以说是早期的病坊。据载,唐代的病坊是由“悲田”演变而来的,初创于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与佛教有关。玄宗开元五年,宋璟奏称:

  “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今骤聚无名之人,着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若子路于卫,出私财为粥,以饲贫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馈。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罢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1](《唐会要》卷49《病坊》)

  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诏:“禁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8](《资治通鉴》卷241“开元二十二年”) 唐武宗会昌五年,宰相李德裕奏称:

  “恤贫宽疾,着于周典,无告常馁,存于王制,国朝立悲田养病,置使专知。……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子录事蓍年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专令勾当。”[1](《唐会要》卷49《病坊》)

  懿宗咸通八年,敕曰:

  “朕比寒暑致疾,绵滞经时,令旬朔之间。……应州县病坊贫儿,多处赐米十石,或数少处,即七石,五石,三石。其病坊据原敕各有本利钱,委所在刺史录录参军,县令纠勘。兼差有行道僧人专勾当。三年一替。……连其申奏,候之定数。即以潘镇所进贺疾愈物支还所司。此敕到,仰所在州县写录敕,牓于州县间,并坊市村要路。其州县所给恤绢米,恐之所隐欺。仍委刺史县令设法颁布,不得令到本身。所在给恤之后,一一分析闻奏,俾令速济病,称朕意焉。”[4](《唐大诏令集》卷10《痊复救恤百姓僧尼敕》)

  懿宗在原来的基础之上进而增加了对悲田的供给,而且改进了对悲田的管理,使之更加系统化。不但有执行机构,而且有了监督的机构及法律的保障。

  唐代的病坊起初仅分布在两京附近的佛教寺院,牛肃《纪闻》中有陕州洪昉禅师建病坊的记载:“昉于陕城中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寺极壮丽,远近道俗,归者如云。”[9](《太平广记》卷437《赵叟》) 武宗“会昌灭佛”以后,病坊无人主管,武宗听取李德裕的建议,令“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管理。后来病坊不仅推广到大民间,而且范围也由两京地区发展到全国各州镇,成为定制,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福利机构,也成为唐代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分享到:
  • 欢迎,   已有0条评论
最新评论

学习网首页
思想理论
资    政
学习中国
党史党建
企业天地
科学技术
海外风采
综合专题
理论百科
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