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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女性主义研究

——女性主义流派

2016-11-25 15:53:13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袁向东

  对于女性主义,国人研究的兴奋点多集中在对欧美成果的介绍和借鉴上,因为那里是女性主义的中心,是源。相对来讲,对于日本的女性主义的研究,则冷落得多。尽管人们在研究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历史时都会涉及到日本,但多数还只是一种知识背景的交代。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解释过中国汉语里的“女权主义”一词借译自日本:“英文feminism从本世纪初译成汉语女权主义。……同许多20世纪中国的新名词一样,女权主义不是出自中国人的杜撰,而是从日文中拿过来的。”[1]张首映在其编写的《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史》中更进一步指出了这种译介导致了汉语中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等术语使用混乱现象的出现。[2]这等语词关系的介绍,与中国接受西方思想过程的研究是一致的,即日本是个无可奈何的起点。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有过论述。[3]其实,对在“日本文化咒语”笼罩之下的日本的女性主义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关注得很少。即使是在日剧、渡边淳一等人的小说以及日本的杂志、出版文化对中国的出版、文化产生了新的影响的今天,情况也无改变。

  包括一些日本人在内的学者认为,日本的女性主义是把欧美的相关理论、实践当作自己的榜样,是对欧美的模仿。如日本社会学家有地亨。但也有些日本人不同意这种观点,1994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一套《日本女性主义》丛书,这套丛书的编者就认为“日本的女性主义是从欧洲输入的”观点是对事实的“误读”,她们的基本观点正如在丛书的前言中所讲的:日本的女性主义是“日本女性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其固有的经验,是对整个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的特殊贡献”。在我们看来她们所谓的“自己的语言”和“固有经验”,只是想说明日本女性主义的历史,并不是要强化其本土意识。事实上,日本的女性主义是伴随着日本脱亚入欧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在战后的五六十年代,随着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女性更成为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为70年代女性主义的思潮及其研究奠定了基础。《朝日新闻》1952年作的一项调查中显示,以女性为主体的《主妇之友》、《妇女俱乐部》等杂志的阅读量均排在所有杂志的前10名。[4]在70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日本的女性主义运动和研究都达到了高潮。在研究方面,其成就之一就是有关女性主义的出版物的空前增长,仅草劲书房一家出版社,在80年代就出版了井上辉子的《女性学及其他》、女性学研究会编的《打造女性学》、《女性学讲座》(4册)、上野千鹤子编的《阅读主妇争论》、江原由美子编的《女性解放思想》等。[5]出版商的介入,推动了日本的女性主义的研究及其传播,这正如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在日本,有影响的研究者也多把自己研究的对象界定在70年代以后。如在劲草书房1990年出版的、江原由美子编的《女性主义争论集》中,江源就把日本的女性主义划分为3个时期:1970-1977年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时代:1978-1982为女性学的初创期;1983-1990为女性主义的争论时代。

  女性主义的运动和研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术语。不同时期术语的混用,会带来不必要的混乱。张京媛注意到了女性主义一词的历史含义:“早期的女性主义政治斗争集中于妇女赢得基本权利和使他们获得男人已经获得了的完整的主体。妇女的斗争包括反对法律、教育和文化生产排斥妇女的作法。……如果我们强调女性主义的性别一词,我们则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了。”[1]她还简单地涉及了日本女性主义术语的变化,即对西方术语的由意译到音译的变化。但她只注意到了女性主义这一个术语的变化,而忽略了女性解放这个术语。在日本的女性主义研究论着中,女性解放和女性主义是两个广泛使用的术语,而这两个术语多是用英语中的"Women's Lib"和"Feminism"音译而成的日语词汇。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日语“女权主义”一词,在1970年代后,大体上是弃之不用的。岩波丛书的第一本《女性解放和女性主义》的书名就是用"Women's Lib"和"Feminism"的音译外来语《リプとフエミニズム》。书中的女性主义术语也全是用“フエミニズム”一词。而女性为反对法律、教育和文化对其的排斥而进行的社会“权利”斗争,大体说来是属于女性解放的范畴,用リプ一词来概括。这样,两个术语各司其职,各有所指,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女性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追求。

  关于女性解放和女性主义,日本的研究者也认为是女性思潮的两个不同时期的社会称谓,但他们把时间划分得更具体。上野千鹤子在《日本のリプ—思想と背景》一文在界定女性主义思潮这两个时期时,分析了它们的不同。她说:“一般地女性主义研究者把70年代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从1970年的第一次妇女解放大会到1975年为女性解放时期。1975年国际妇女年以后有了女性主义的说法。前期的参加者以女性解放者自称,到了后半期,连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使用女性解放的提法了”。另外,在日本,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并不是在70年代突然出现的,据上野千鹤子考证,日本战前的蓝袜子(青踏)俱乐部曾使用过这一术语。于是她的研究有了新的发现:“对日本来说女性主义是个既有历史感又有国际色彩的术语。以女性主义置换女性解放还有回避否定色彩强烈的女性解放的意图,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因为还有这样一个意图:既可以顾及到日本女性运动的本土历史,又可以在世界范围的女性主义思潮中来评价日本独特的位置”。[6]这种联系不仅是一种学术概括,还有很明显的实践依据。即使是在1975年后,在日本女性主义术语已流行起来的背景下,也有仍然执意于色彩鲜明的女性解放这一术语的,甚至有的敢于自报家门地说“我不是女性主义者,我是女性解放主义者”。这是因为女性解放者们在1975年后仍在活动。这种实践运动、思潮的交叉使得原本很明晰的概念遇到了麻烦。而女性主义者们也想利用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含义较广的优势,直接、间接地从女性解放者们那里接受一些有用的东西并且想把它术语化、实际化,这又使两个概念不能各自言说。不过,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两个术语间的历史联系。上面的介绍使我们感到,在日本的女性主义研究中,尽管在术语上存在着些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是他们都自觉地把日本的女性运动放在世界的潮流中去考察的。

  与这种承认、重视女性解放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观点不同的另一种观点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持这种观点的人,注意的是两个术语所表达的内容的断裂、分化。他们认为二者之间不仅是“运动组织的交替”,更是一种“主体的替换”。这是在70年代女性运动参加者们以世界妇女大会为契机,开始了新的一轮的女性主义理论追寻和实践探索的背景下产生的观点。在日本,这次女性运动的新探索首先表现在对女性解放运动的批评。用上野千鹤子的话说,“对女性解放的批评除了来自公共传媒的非难、嘲讽之外,还有来自女性自身的不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当年女性运动的参加者也对女性解放报否定的态度。1970年8月田中美津在题为《投向女性解放的个人视点》的文章中写道:“女性解放一词有着明显的让人讨厌的印象。虽然这么说不一定合适,但一说到这个词,就会使人想起举着标语牌游行的主妇联合会的大婶们。而这又让我们想起明治以来女性解放的女斗士们不男不女的、带有歇斯底里色彩的形象”。[7]有的女性在言说前要加“我不是女性解放者”的身份说明,还有更年轻的女性对女性主义的兴趣也在减弱,有的甚至认为那是无聊的。与此相关的是,社会上更有用“她和女性解放者不一样”来赞美女性的。

  让女性主义者感到不能容忍的是,所谓女性解放,并不是女性的自身解放。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参加者多是工会的妇女部或者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女性们,要不然就是主妇联合会或者母亲大会的妇女们。二是她们所谓的解放,无非是想成为“被男性承认的女性们”,或是“被男人允许存在的女人们”。而且在这些所谓“出类拔萃的女性”或者是“普通的女性”背后,还有被这些女人排除的、只作为侮辱和救济对象的另类妇女,如娼妇。江原由美子在1985年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以前的女性解放的思路是:女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而这个人其实就是男人。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与此相反,就是要通过总体的步伐,把女性解放从这种框框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女性解放”。这就涉及到了男女性别间的关系,如何颠覆男性中心,是女性主义所热衷的一个话题,日本的女性主义也不例外。

  在日本所谓女性主义的阶段,出现在1975年以后,在“联合国妇女10年”(1976-1985年)期间更是比较突出。这是对世界潮流的一种呼应,其实也是女性主义者在重视性别还是看重权利方面的一种艰难地选择。日本的女性运动,并不是从1970年代才开始的,明治时代就有女性解放的斗士了。但在日本的女性主义研究者看来,在1970年代以前,还称不上是女性解放,只能说是女性运动。上野千鹤子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们说直到战后的1970年代为止,在日本即使有女人的运动也不是女性解放时,是抓住女性解放的范式并以此作为决定性转换的意思”。所谓这种转换的一个标志性的口号是1970年8月田中津美提出的“从厕所中解放出来”。这被日本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是日本女人用特有的本来的声音说出来的、隐喻色彩强烈的口号,是早期女性解放的宣言,直到今天它的震撼力也没丧失。对于这一口号的本义,田中津美是这样说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于除了以女人的身份外就不能生存的人来说,只能通过追问‘是女人(的事)’才能使女人成为人”。所谓“厕所”,是对作为性对象的女性的蔑称。“公共厕所”则是在二战时用来指慰安妇的黑话,后来成为“迅速和男人上床的女人”的别称而公开流行。即使在新左翼的学生活动家们之间,也不是女性自由的“自由性交”,只不过是“男人高兴时的性交”的别称。田中提出“从厕所中解放出来”是想要表达被“主妇”和“娼妇”割裂了的包含“性”在内的“女人”的全部。在女性的解放是性的解放这一点上,女性解放(リブ)这个术语在这里和以前的女性运动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

  “厕所”既是对女性性别功能的一种强调,也是对女性生存空间的一种特殊限定。田中在这里看出了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在这里她强调的是性别的对立。在考察男女性别关系的研究中,还有一种较为中性的观点,在日本的特殊文化背景下,从女人和由男性主宰的社会的关系方面,来理解女性的地位。如果说前面的田中津美等人是从现实出发来鼓吹日本的女性主义,那么这种观点更注重从深层来分析日本的女性主义所必须面对的文化传统。城西国际大学文学院教授水田宗子在1992年发表的《逃向女性和逃出女性》一文,[8]通过男女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不同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对日本近代文学男性形象进行了解析,描述了男性形象在精神方面逃向或逃出女性的过程。虽然,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不像“从厕所里解放出来”那么富有主动色彩。但在水田的文章中却把日本民族深层的东西揭示了出来。她把在传统日本社会中,由政治、法律、经济等主要由男性组成的领域称之为公共空间。把家庭、妓院等场所叫做私人空间,这是女性活动的主要场所。不用说,这里的私,也是男性立场下的私。在日本近代文学流行的私小说中,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在“好色”的传统下形成的“公与私”、“政治与女性”的二律背反式的结构模式。水田试图在这种结构下找出男女结为一体的民族文学传统。她的结论是男性在追求女性的过程中实现由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流动,在这一前提下,女性成了“发现男人的精神世界并引导他们的精神世界”的人。公共空间越是排斥女性,私人空间越是更紧密地和女性结合在一起,这个私人空间越是能成为男性精神世界,这是日本文学的一个特点。在日本文学中,男性进入这私人空间有两个路径:逃向家庭和从家庭逃出到花柳巷。水田还进一步分析到在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窘境”。在日本小说中,男性主人公所追求的女性,是由女性的象征意义所表达出的性欲,但他们在私人空间找到的不是作为象征意义的女性,而是作为性的他者的女人。因此,他们陷入了必须从女性和自身的精神世界的两方面都要逃走的窘地。水田的研究的意义在与于,她告诉了我们日本男人的窘地,恰恰是日本女性主义者的“女人的历史性”的包袱。而这正是为什么即使是日本的女性解放主义者也从未把“男性化”作为目标的原因。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对于“母性”的理解。

  “母性”对于男性来说是阿基流斯的脚后跟,对于女性来说则是一张王牌。女性主义者曾认为女性受压制的原因之一是女性的“生产性”,所以许多国家的女性解放运动都曾同“母性”展开过格斗。在日本,1972年的围绕优生保护法的争论,女性解放的倡导者提出了“生不生孩子是女人的自由”,打出了“堕胎的女人是我”的口号,提出了解禁避孕药要求。一时间,确实让人们听到了承认流产,拥护堕胎、颠覆母性的声音。当然,也有把这种倡导理解成是对“母性”的拒绝的,并以此来批评女性解放。对新左翼的男人们有着影响力的吉本隆明曾说过女性解放主义者通过对生殖的拒绝,把女性变成“像泥人一样的虚无主义”者。还有把上述女性的要求归结为“想偷偷地成为男人的女人的虚无思想”的观点。有意思的是这些观点多是男性们提出的,两性世界在母性这一点上展开了交锋,女性解放运动又独自面临一次关键时刻。比较而言,江原由美子在《女性解放运动的轨迹》一文中所说的更具有学理性:在基督教文化圈里,获得流产权是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而在日本则是和生育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

  原文参考文献:

  [1]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4.[2]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90.[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34.[4] 落合惠美子。ビヅェァル·ィメ一ヅとしての女[M].[5] 町田民世子。フェミズム出版、この一0年[M].[6] 上野千鹤子。日本のリズ。[M].[7] 田中津美。女性解放へのgè个人的视点[Z].[8] 水田宗子。女への逃走と女からりの逃走[J].日本文学,1992,(11)。

  

(责任编辑:铜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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