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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事件”与印度禁止嫁妆法

——印度地域

2016-11-25 16:07:21 《学术论坛》 肖光辉

  1961年印度禁止嫁妆法案(The Dowry Prohibition Act)颁布到现在已经近50年了,但是,印度每年都有大量的妇女嫁妆(Dowry)伤亡事件,嫁妆已经成为印度妇女受压迫、受迫害的代名词,这种法律与社会现实不协调乃至矛盾的情形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如何防止因为嫁妆问题引起妇女伤亡事件的进一步蔓延与恶化,不少西方与印度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提出许多合理化的建议①。本文就是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作出的进一步思考。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要对印度传统文化进行仔细的研究之外,还必须将嫁妆问题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印度的经济结构以及英国的殖民统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限于主题与篇幅,根据笔者掌握的现有材料,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一、嫁妆的起源与变化;二、由嫁妆问题引起的自杀谋杀问题及其原因;三、印度社会各阶层对待嫁妆问题的态度;四、印度禁止嫁妆法案的制定及其相关法案的修改;五、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的差异。

  一、印度嫁妆的起源与变化

  嫁妆或者婚礼金(dowry)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早在黎俱吠陀(Rig Venda 1.126)就有记载。kanyadan与vardakshina就是吠陀时代的习惯,该习俗已经在印度流行2000多年。kanyadan意思是在姑娘结婚的时候,其父亲送给女儿的珠宝首饰与衣物;dan,从文字上看是礼物的意思,而kanya则意味着年轻的女孩。vardakshina的意思是新娘的父亲送给新郎的现金与同等价值的实物。

  嫁妆最初完全是出于自愿,女方家长根据的自己的财力支付一定的礼金给男方,这既可以满足脸面(在印度,婚姻非常讲究排场)的需要,也是增加婚姻的“实力”的一项举措,嫁妆反映了社会的等级与声望,女方家庭期望自己的女儿能够进入门当户对的或者更高的家庭。甚至这也是出嫁女变相获得继承权的一条重要途径,尽管这部分嫁妆女性(新娘)能够掌握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要为新郎的姐妹服务。当然,男方也要向女方支付“新娘费”(brideprice)②。

  与现代婚礼相比,古代女方家庭给予新娘新郎的礼物都是出于情感与爱,都是自愿的,是一种不带有强制的色彩习惯与惯例,这与近代的婚礼金(dowry)不同③,人们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嫁妆的给付。这些财产也为女儿来到新的家庭带来经济上的保障。

  从历史上来看,嫁妆或者婚礼金这一社会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不是印度所独有的社会现象。这是人类最初为加强婚姻双方情感以及出于对女方婚后生活方面的考虑而志愿进行的一种活动。不同的社会形态及其各历史阶段几乎都出现过这种情形。一些学者认为,古代希腊(公元前800~300年)与罗马(公元前200年)就已经存在嫁妆制度,只是由于日耳曼人的入侵才为他们的新娘价金(brideprice)所代替。但是中世纪后期,嫁妆制度再度成为欧洲的普遍现象[1]。如孟买曾于1661年作为葡萄牙公主凯瑟林(Catherine of Braganza)嫁给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 of England)时的嫁妆转给了英国,就是一个例证。

  在现代欧洲嫁妆制度日渐衰落的情况下,印度古代的Kanyadan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反面,由女方家庭的自愿行为变成为一项带有强制的习惯性义务,许多不堪忍受高额嫁妆费用的妇女遭到谋杀或被迫自杀。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漫长的,既与印度特有的宗教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也与社会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是印度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而形成的。根据一些学者(Srinivasan)的研究,从原来的宗教传统走向“罪恶”的时间大概形成于19世纪[2]。嫁妆问题已经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现在,一些原来未受嫁妆影响的印度境外的地区,如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甚至一些远离印度的国家,如东非的乌干达(印度人达200万)等国家也受到了影响。这些地方印度人居住的社区也时常有“火炉爆炸”与“厨房事件”的报道。即使在印度国内,一些很少受到印度教与种姓制度影响的印度东部以及基督教、佛教、穆斯林社区也不断发生因为嫁妆或者婚礼而伤亡的案件。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印度教徒聚居的社区(无论是发生在印度境内或境外)。由此看来,事件本身与印度宗教和文化传统有关。

  二、嫁妆带来的伤亡及其原因

  现代印度社会,嫁妆问题经常引起女子的伤亡,绝大部分是年龄在18~30岁之间年轻的女性。对嫁妆金的过分追求给女方带来了极度的压力,迫使新婚妻子自杀,但更多的还是为男方家庭谋杀。

  自杀是自己通过一定方式,一般通过毒药、火焚与悬挂(上吊)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根据1988年的一个统计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自杀采取的方式、人数以及各种方式所占的比例。自杀采取的方式主要包括毒药、火焚与悬挂(上吊)其人数分别为:20,286、5,965、16,051,他们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31.6%、9.3%、25%[3]。自杀是女方在无可奈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自愿的。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是谋杀的一个方式。表面上看起来是自杀,而实际上是谋杀。新郎的家庭为达到索取更多嫁妆的目的,通过暴力、骚扰、恐吓等等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妇女的自杀。最常见的原因是嫁妆不符合男方的要求,遭到丈夫家庭的讥讽,乃至遣送女方回家继续索要嫁妆,而女方家庭又无法满足男方的需要,因而走向绝路。

  他杀是通过他人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一般是男方及其家属通过煤气焚烧、毒药、殴打、虐待等方式秘密地将女方杀害或者摧残折磨致死。他杀则完全违背了死者的意愿,在女方无法满足男方家庭的情况下实施的谋害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常常被描述为女方自杀或意外事件,印度报纸上通常称为“厨房事件”④。

  印度德里几乎每12小时就有一个该类事件的发生,但是90%被报道为偶然事件,5%被报道为自杀,其余5%被认为是谋杀[4]。据报道,印度每年因为嫁妆骚扰与家庭暴力问题导致伤亡的人数超过了95000,而比哈尔邦与北方邦在嫁妆问题引起的伤亡中名列前茅;就连印度发展最快的诸如班加罗尔这样的城市,每天也有4个妇女因为这类事件而死亡。乡村因为嫁妆而产生的暴力案件达到了32.4%⑤。

  因嫁妆或者婚礼金引起的自杀、他杀等暴力事件蔓延、法律禁而不止的情况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以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种姓与文化传统。现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比较大。目前,不少学者更注意从多个角度与多个层面上去寻找原因。

  嫁妆或者婚礼金引起的暴力事件有很多原因,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根源于印度教特有的宗教传统文化,但是,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与其说是印度文化传统的原因,还不如说是经济的原因。Mohd. Umar指出,许多人认为嫁妆制度与古印度的kanyadan与vardakshina有关,并将vardakshina与嫁妆制度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嫁妆变为广泛邪恶行为的过程可能与现代化、都市化与工业化有关[5]。Mohd. Umar从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新娘自杀或被谋杀的原因。首先是决定性的原因,包括嫁妆是一个社会性的疾病、夫妻之间的不融洽、在生育后代方面希望生育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离婚法案的僵化;其次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经济单位的不平等、失业以及丈夫一方家庭的贫穷、姻亲的态度、家庭教育的缺乏、父母亲的容忍、歉疚等等⑥。

  有学者认为等级制的保留、宗教的传统的情感与家长权的影响、社会日益增长的嫁妆追求、社会并不支持与关心未婚妇女、道德上腐败的政治系统要求维持现状、保守的政客把持着政权,这些都是造成印度嫁妆或者婚礼金引起的自杀与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6]。

  Veena Talwar Oldenburg将嫁妆带来的各种问题归咎于殖民统治。通过对旁遮普的调查与自己的亲身感受,她认为正是由于殖民统治使得印度妇女经济权丧失、社会价值观丢失才是根本原因。西方的殖民统治也促使了奢侈的风尚,实利主义、贪婪以及对于消费产品追求,使得人际关系日益商业化,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嫁妆或礼金的升高,也为家庭的不稳定带来了隐患。所以,在她看来,西方人所谓的印度文化造成了新婚妇女的伤亡是错误的[7]。

  还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运用人口比率等统计数据等分析印度嫁妆上升的原因。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嫁妆问题的复杂性。它涉及到了许多层面。不少人将嫁妆或者婚礼金看成是一种罪恶,一种深埋于这个国家之内的“癌症”。因为不断出现的嫁妆事件点燃了社会良知者的怒火,他们将这些悲剧归咎于“嫁妆”这个总导火线。新闻报刊的批评、妇女团体的谴责、法律的严惩,应该说印度社会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新娘死亡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事实上,原因非常复杂。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起码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是经济原因⑦。社会的发展,追求时尚成为了婚姻的一项重要内容。嫁妆问题成了女方家庭的沉重负担。这类事件多发生在相对比较贫穷的中低收入的家庭,女方无法满足男方的经济欲望,即便是结婚时女方满足了男方提出的条件,但是在随后的生活中男方仍然可以提出经济要求,这种永不满足的嫁妆欲望使新婚妇女不堪重负,最终的情况是,妇女不是自杀就是被谋杀。虽然,寡妇在法律上是能够再婚的,但是,对于财富的追求使得男性宁愿逼迫女性自杀与对其采取暴力乃至谋杀也不愿意因为离婚而支付给女方的生活费用。这样做不仅为男方随意离婚创造了条件,而且也可以因再婚而获得另外的财富。嫁妆是导致妇女处于艰难与痛苦境地的主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根本原因。

  其次是传统惯性的支持。印度是一个父权制十分浓厚的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女性被看成是家庭的负担。由于这些原因,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溺婴、童婚也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的低下与社会对妇女的偏见(男女收入、就业不平等等)推动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一个文化素养较低而且屈从于传统的妇女缺乏向这种社会陋习挑战的勇气,也不会诉诸于媒体与法律。虽然有不少有识之士谴责嫁妆行为,但是由于传统的劣根性,使得这些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处理。受害者本人,他们对待暴力与骚扰乃至谋杀行为很少去司法机关控告;对女方家庭来说,他们更多地表现为自责,而不是谴责。

  再次是其他原因,比如政治的腐败、警察的无能与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都间接地推动了嫁妆需求的上升,因此也就间接地推动了家庭暴力的增长。警察是与家庭最密切联系的机构,所有的暴力案件必须通过警察才能送往司法机关。但是,印度的警察对此类案件常常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他们不仅不告诉妇女应该享有的法律权利,而且对妇女信赖法律感到不满[8]。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是指人口比率的失调,导致人口的相对过剩(主要指女方过剩)引起嫁妆金额的上涨⑧。

  三、印度社会中低阶层对待嫁妆的态度

  社会中低阶层对待嫁妆的态度,反映了印度嫁妆问题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印度社会经济的变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禁止嫁妆法案及其相关法律在印度无法产生积极影响的真实原因。

  按照社会学的理论,涉及印度的社会阶层有必要对卡斯特(caste)与阶级(class)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卡斯特,也称为种姓,是与农耕文明相联系的一个概念,而阶级(class)是以个人的资产与收入为标志的,并与现代社会经济相联系的一个概念。种姓制度是一种身份制,其地位取决于他的出身,而不在于他的财富。种姓制有其结构组织与文化上的基础,古代的南亚次大陆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各个社会阶层(社会分层)[9]。

  自英国殖民统治以来,印度的价值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社会上层或者说社会精英纷纷向英国学习,涉及从文化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传统的卡斯特与现代阶级的融合,产生了一个新的中间阶级或阶层。由于这个阶层在英国资本主义的介入下形成的,它融合了传统卡斯特的高低各阶层,在印度的嫁妆问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般来看,嫁妆问题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或中低级社会阶层。据统计,嫁妆引起的死亡与将近80%的嫁妆骚扰案件发生在中低阶层[10]。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在一个发展比较稳定、成熟的社会中,中产阶级是主流阶级,他们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影响着整个社会。印度社会的结构比较复杂,据统计,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印度的30%左右。目前中产阶级已经迅速崛起,人数也有扩大的趋势。一般来说,印度的中产阶级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收入也比较高,但是由于受到经济与时尚的影响,不少家庭热衷于彩电、冰箱乃至摩托车、小型家用汽车等消费品的追求,对这些产品的羡慕与寻求,在很大程度推动了对于嫁妆的追求,而这些追求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更低的社会阶层。

  从文化上来看,印度与其他东方国家一样,具有集体主义的属性,他们关注的焦点仅仅限于相同的等级系统,对于他人或自身之外的社会阶层并不十分关注。印度自1990年开放以来,由于受到物质主义、时尚潮流与都市化、现代化的多重影响,他们日益关注嫁妆金的问题。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中产阶级很少谈及消除此类陋习的问题。

  印度的嫁妆制度最早就是在婆罗门之间流行的。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之间才开始影响到中下层。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主张平等、忽视“卡斯特”制度。所以本来在婆罗门之间流行的嫁妆制度很快就流行到了中下阶层。

  社会上层由于有很高的收入,对于嫁妆的需求并不像中低阶层那样明显,但是,他们似乎也并不反对,甚至于一些名人也被卷入到嫁妆的事件当中⑨。

  但是,这种按照社会阶层的分类,表明社会各阶层对待嫁妆问题的看法只是一个大致的描述。事实上,统一阶层不同的邦、不同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嫁妆问题,印度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改革愿望,反映了印度人对于嫁妆问题有足够容忍的思维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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