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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北京的外来人口探析

——北京地域

2016-11-25 16:05:51 《北京社会科学》 袁熹

  1644年清军入关后,满族统治者首先圈占了北京内城,强迫城内汉族居民迁到外城或其他地方去,以安置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在北京实行满汉分城而居的政策。从此内城成为京师旗人的集中聚居区,旗人成为北京城内的永久居民。清初,内城八旗人口计约32万。迁于外城的汉官、汉民、商人等也固定成为外城的居民,约有14万人。(注:参见韩光辉《清代北京八旗人口的演变》,《人口与经济》1987,2。)清代前期,政府在北京外城实行限制人口的政策,故人口发展缓慢。但是作为清王朝的首都,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北京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各类人士。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城市的发展,就业的增加,来北京的人口不断增加,至清末,外城人口发展到304,604人。(注: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27年内外城人口共有878,811人。(注:引自1927年北京市公安局户口统计表。)除自然增长外,就是大批的外省人士进入北京。他们共同为北京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清政府对外来人口的限制与管理

  清初,政府为了“肃清辇毂”,严格限制外城人口机械增长。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业的增加,清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控制管理也经历了一个严格限制、逐步放松及至开放的过程。在外来人口的管理上也根据各类不同人群的身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对官员、胥吏、文人的管理:清代前期,政府对外省来京的官员、胥吏和文人住京有严格的限制:由于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依据“定制,汉员皆侨寓南城外。”(注: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因此他们大多都居住在城南的宣武门外一带。但免职后,则限期离京。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后虽议准,除革职提问官,照例勒限回籍外,其解任、休致、丁忧等官,听其自便。但事实上,许多人无论官居高位,在京居住多年,年老致仕时,虽“优赉有加”,亦“护送回籍”。(注:《清史稿》卷11。)如乾隆朝东阁大学士陈宏谋,“病甚”。几次请求才允致仕,乾隆帝虽优宠有加,仍命其在京任刑部主事的孙子侍归,行至兖州,死于舟次。(注:《清史稿·陈宏谋传》。)至于各部院衙门的书吏,为了防止他们上下勾通贿嘱之弊,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勒限回籍,这也成为制度。即使少有留居京师者,也多占籍大兴、宛平等县。这种限制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

  清代后期,清政府基本上放松了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对于外来客民留居北京规定:“必须责成房主,须有切实可靠保人,方准留收。”(注:《清实录》第45册,第1034页。)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也按流寓人口编定保甲。

  清末以后,由于城市近代化步伐的加快,北京完全放松了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在废科举,兴学校的举措中,北京兴办了大批学校,造就了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北京已有各类学校200所,学生17053名,教师1300名,其中有17所女校。(注:甘博《北京社会调查》教育章,(英文)134页。 )高等学校除京师大学堂外,还有京师法政学堂、陆军贵胄学堂、高等实业学堂、清华学校以及教会办的汇文等一大批高等学校,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此外各种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也纷纷来京从事教学、技术工作。像任教于京师大学堂的着名翻译家林纾,铁路专家詹天佑等科学技术人员纷纷来京任职定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北京成为民国政府的首都,更是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各种专门人才。刚从美国回来的顾维钧曾说:“在最初的两三个星期,我就注意到不断有人来到北京,年轻的、年长的都有,主要是从南方来的。这些人来时穿着长江流域流行的衣服,不少人还穿着西装。虽然西装的剪裁不十分标准,但可以令人感到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南方)的新式人物的影响以及新思想的输入。”(注:《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第86页。)有人统计, 1917 年已归国的留学生不下5000人,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北京。(注:《青年会与留学生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4卷第9期。)他们大部分在北京政府的机关中工作,还有不少人任各官立学校的校长、教员。这时北京仍是全国的高等教育中心,各类学校约有387所,大学在校生达万余名(据1919 年甘博的调查)。这些学生不仅来自北京附近省份,而且还有远自贵州、青海的。他们来北京求学,居住在学校宿舍和学校附近的公寓。各学校教职员工也有相当的数量,他们更是来自于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还有科学界的大量人才也都聚集于此。北京还有占全国九分之一的报刊、杂志及通讯社、出版社等,汇集了大批的新闻出版人员。此外,作为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各级政府内还有大批的官员、技术人员。

  对工商业者的管理:清初,对于工商业者特别是破产后企图在京谋生的流民,政府一再重申,要清查户口,资送回籍,(注:《清世宗实录》卷五。)或者干脆“立宜摈逐”,仅许贸易生理之人在北京居住。因此,清前期北京的人口机械增长十分缓慢。据韩光辉的估算,至康熙五十年(1711年),外城人口才增长到200100人。

  清中期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就业量的增加,涌入城市的各业人员越来越多,政府改变了限制人口的政策,允许他们在北京“自为觅食谋生”。他们主要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各业商人、手工业者、工匠、女佣、帮工、仆役等等。其中以直省、山西、山东、河南人为最多。因此自清中叶以后,机械移入北京外城的人口逐渐多起来。对于这些人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点:1.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须有切实可靠保人;2.凡租住客店寓所、庵观寺院者在编制保甲时也“应专立一册,并将租房人之姓名、籍贯备载”;出租房者必须具结保证不容留匪人,粘连在册后。(注: 《清实录》 第35册,398页。)依照旧例,官府还要按月点卯,酌量分定日期,俾得逐一查照循环号簿,详细诘问,毋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严令各级官员“查有面生可疑者,严加盘诘”。(注:《清实录》第37册,第420页。 )故当时各个商铺和作坊多招收故乡的子弟或招收有可靠举荐人的工徒。工徒入坊做工也要有殷实的商铺做保。3.在京的人口无论土着、流寓,凡“庵观寺院大小铺户各款目,一律编记,镌刻门牌,发交两翼翼尉,督饬协副尉等官,挨户严查明确”,(注:《清实录》第48册,第261—262页。)将外来的住户、铺户纳入了保甲的系统进行管理。并多次谕令“严查门牌保甲”。清末,成立巡警厅,负责城市户籍的管理和户口的统计。民国初年,取消了清代以籍为定的编审户籍制度,所有的户口包括公共处所的户口在内,统由京师警察厅编审统计管理。

  民国以后,北京对外来人口更加放开,人口不断增加。据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民政部的调查,内外城人口共有761,106人。 (注: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以后每年人口均有增长,至1928年达到890,277人,(注:据1928 年北平市公安局户口统计。)20年间增加了129,171人,即增加了16.9 %。据1929年市政统计公报19期统计,内外城人口共计919,887人, 北京市籍贯人口只有386,075人,不及全市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三, 其他七分之四的人口都是他省迁来的客民。其中以河北省人数最多,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其次山东、山西、河南,甚至还有西藏、青海的人士。(注: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3期。)

  由此可见,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大批外省客民以就业、做工、求学以及乞食流民等原因迁来北京。从人口迅速增长的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北京在本世纪初城市化的步伐。

  二、外来人口的基本状况

  1.外来人口的性别。来京的男性大大多于女性。据1919年京师警察厅的统计, 北京总人口的811,556人当中,有 515,535人为男性,296,021人为女性。也就是说男性占这座城市总人口的63.5%,男女之比为174∶100。(注:北京市《统计月报》1卷8期。)另据1929年陈华寅的统计,全国平均男女比为100∶124。他认为男女比例相差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女性遗漏未报,一方面是遗弃女婴及妇女的高死亡率。但是据他对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及北京的统计,这几座城市的男女之比分别为:135∶100,161.9∶100,141.6∶100,155.1∶100, 164.8∶100,175.5∶100(仅指内外城,内外城及四郊的比例是153. 5 ∶100)。(注:王士达《最近十年来的中国人口估计》, 《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2期。)可见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大城市的人口发展特点基本是一致的。但北京男女性别比之悬殊在这些城市中是最大的。这主要是与北京社会相对比较保守有关。北京由于社会风气不甚开通,各业极少使用女职工,妇女就业率低;另单身女性只身进京上学有悖于习俗,所以阻碍了大批外省妇女进入北京就学、就业。

  美国社会学家甘博在北京做调查时也注意到,“男性在各区人口构成中所占比重为49.2—77.2%,即每100 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量从97人到339人不等。实业区中男性比例最高, 南城五个拥挤的警区中有四个区男性数量超过该区人口的72%,另一个区也达到66.5%”。“在店铺居多的街道,男性人口占80—100%;在以住户为主的街道, 男性人口占49—60%。”他们曾在居民区以家庭为单位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是男女比例大体持平,每100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只有108人。(注:王士达《最近十年来的中国人口估计》,《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2期。)这就说明大量的单身男性聚集在实业区域。

  另据北平市政公报第19期的统计,从在京各省客民的性别分析,如河北省在京客民的男性与女性之比是151.1∶100, 山东客民是264.3∶100,山西客民是264.9∶100,河南客民是222.1∶100, 江苏客民是131.2∶100,浙江客民是124∶100,安徽客民是137.1∶100,湖北客民是142.2∶100,广东客民是129.5∶100,福建客民是135.5∶100。其中以来京人数量多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客民男女比例最为悬殊。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这几个省份的客民在京主要从事工商业。

  从以上情况看,不仅北京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吸引着大量外来男性人口,而且,北京以首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地位,也吸引大量外来知识男性。到北京求学的学生每年都在增加,毕业后有人就留在了北京。同时来北京谋求政治地位的男子也很多。据一位官员估计,在北京等待求官的人多达100,000—125,000人,而实际的官缺大约只有5, 000—6,000个。(注:王士达《最近十年来的中国人口估计》, 《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2期。)无论是政客还是学生,独身一人来京的占大多数。因为带家眷进京生活的费用对他们而言,几乎是无法承受的。许多工厂和店铺也都严格规定,工人不能携眷来京安家落户,甚至有的工厂规定女工不准结婚,于是许多工人只好孤身一人在京作工。

  2.外来人口的年龄。据估计和推算,他们大多是16岁至45岁的青壮年。目前尚未有比较确切的有关客民年龄的统计资料,但从内外城的青壮年人口所占比率可以看出一斑。1918年,青壮年占到总人口的59.8%,1929年占到59.3%。 (注:甘博《北京社会调查》教育章, (英文)134页。)但同期在北京郊区, 青壮年人口所占比率就与内外城相差甚远了。北京的这种现象较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更为显着。这种现象同时也说明本世纪初由于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就业率的增加,大批青壮年农业人口涌入北京。另据甘博所绘制的北京人口年龄图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10—24岁年龄的人口数量在迅速增长,人口数量最大的是25—29岁年龄组。高峰值过后,各年龄组人口数字迅速下降。这是移民的结果。因为进入城市求学、求职的年轻人数量如此之大,而人们的年龄超过25岁或30岁以后,便很少再迁徙到城市定居,因而迁出城市和死亡率的增长是那些年龄较大组人口数字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北京人口曲线形状看,尽管北京的数字曲线上升和下降的幅度均大于同期美国的城市。但是曲线的形状却是极其相象,这似乎反映了近代城市人口发展的共同特征。

  三、在北京的知识阶层

  各省来京致仕官员、胥吏及大批会考士子、游宦士子与进京谒选官员不定期地涌入北京,他们或随任游历或钻研学问,有的还在北京留居多年。由于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依据“定制,汉员皆侨寓南城外。”因此他们大多都居住在城南的宣武门外一带,或居住在自己的私人宅第内,或是赁屋而居,还有更多地是居住在会馆内。他们中有官居大学士的张廷玉、王项龄、史贻直、王杰;有着名学者万斯同、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夏曾佑,顾炎武、纪晓岚、洪亮吉、孙星衍、段玉裁、缪荃孙等;剧作家洪升、孔尚任;数学家梅文鼎、李善兰;法学家沈家本等等。嘉道年间的着名思想家龚自珍和黄爵滋、林则徐、魏源、包世臣、姚莹、陈銮等人在北京共商时政,针砭时弊,在禁烟运动中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并促进了北京知识阶层士风的转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甲午战后组织进京会考的各省举子,在京城发动了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学会,开办了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在北京开启了中国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为变法而牺牲的戊戌六君子都是来自外省的官员。京剧表演艺术家程长庚、魏长生、谭鑫培等在北京开创了京剧表演艺术的新天地。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省份,在北京或长或短地居住过,都为北京的政治、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末北京兴办了大批学校,各种专门人才更是聚集北京。严复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首倡“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不拘一格聘请人才,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郁达夫、刘半农、徐志摩、钱玄同、沈尹默以及林语堂、朱光潜等都汇集在北大。此外象梁思成、朱自清、闻一多、许地山等也分别在清华、燕京等校任教。还有大量的科学界的人才也都聚集北京,以铁路专家詹天佑为首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汇集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如沈祺、颜德庆、茅以升、赵祖康等;还有从事地质研究的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李四光;从事古生物研究的杨钟健、裴文中;从事物理研究的严济慈、叶企孙、李书华等,他们的工作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作为首都北京还聚集了大批的报人,象彭翼仲、邵飘萍、林白水、孙伏园等,为北京的社会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甚至献出了生命。

  北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薪俸收入,除了极少数人生活条件比较优裕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比较窘迫。1914年7月, 北京政府公布的《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规定:大学校长月薪400元,高等师范学校及专科学校校长月薪300元,大学教员180—280元,预科教员140—240员,高等师范学校教员160—250元,专科学校教员160—250元。从当时的物价水平来看,大学教师的薪俸是比较优厚的,对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学水平都是有利的。不过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数不多。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就相对差了。尤其是小学教师的工资,通常是一年一聘,每月薪俸40元,但如每星期授课不足24小时,则酌量减薪。由于社会动乱,政府对教育不重视,拖欠中小学教师薪金的事时有发生,使他们的生活常常陷于窘境。编辑、记者等职业的工资基本上和教师差不多,生活也还可以维持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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