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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讲过“共享发展”吗?

2017-05-09 16:50:52 《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王华华

作者简介:王华华(1987-),男,湖北襄阳市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共江苏省无锡市委党校讲师、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DJC003)阶段性成果(项目负责人:王华华)。


听闻许多中国学者的讲座或授课,谈及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会讲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不是教条,也不是迷信,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它,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与世界和谐的相处。一味地把中国现实中创造的任何新理论都冠名给“马克思”,造成马克思“不在场的在场”,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容易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在实践上容易抹杀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积极性。

一、学界认为马克思讲过“共享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后,学界围绕“共享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概念的理论研究颇具热度,成果频出。事实上,关于“共享发展”、“共享增长”、“分享式增长”、“亲穷人增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共享”、“共享”等问题的理论研究,并非始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而是早已有之。当前,学界将党的“共享发展”政策理念渊源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认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讲过“共享发展”。

第一,学界较多学者将“共享发展”的研究放在马克思主义大框架体系内,默认了马克思讲过“共享发展”,力图从马克思原著中找寻“共享发展”的思想火花。

学界默认马克思讲过“共享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与“共享”联系在一起到“共享发展”也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过程。把“共享”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比较典型的是陈进华老师。陈进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财富共享》一文,从马克思对“资本剥削的血腥”的批判,道出资本或财富的本质在于享受财富主体的存在,即人的存在是财富存在的本质意义所在,财富只有通过共享,包括财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共享,才能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文中,借用马克思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J.F.布雷1839年《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书中“等量劳动等量报酬”的正义推导原则和“劳动不存在差异”的“空想理论”批判,在《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按劳分配”主张。据此,陈进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富含“财富共享”思想,并依据他对马克思“财富共享”思想的解读,提出了中国实现财富共享的现实路径,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中国资本市场提高公民财产性收入,以防止新的社会“马太效应”,让中国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虽然“财富共享”不能等同于“共享发展”,但从陈进华老师的文中还是看到了马克思与“共享”、“共享发展”理论的不可剥离性,即谈“财富共享”抑或是“共享发展”既离不开马克思,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苗瑞丹在《求实》2013年第7期上发表的《论马克思恩格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思想及其现实启示》一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文中苗瑞丹老师,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出马克思所建构的科学社会主义必定是“从现实的、具体的人出发,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人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否定了拉萨尔“为生产而生产”和庸俗社会主义“分配决定论”,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在“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这里需要作一点简要说明的是,苗瑞丹老师在文章中把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理解成与“共享发展”思想等同的意思,而实际上两者差异甚巨,下文论证中会详细说明。

另外,学界也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体性视角,来阐释“共享”或“共享发展”政策实施的原则、方法、路径方面的成果。谢伟光在《红旗文稿》2016年第15期上撰文《从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看共享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对于指导中国当前共享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不结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能是一种空话,无法为人们带来真正的平等,即剥离了“物质基础”的平等只能是“形式平等、实质不平等”[3]。田鹏颖等在《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上发表《共享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系统研究了“共享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的辩证关系,并将“共享发展”整体性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剖析“共享发展”的政策设计思路、政策愿景目标、政策实施方案等,从而得出“共享发展不是不劳而获,共享需要共建,共建推动共享,共享与共建必须统一起来”的结论[4]。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李腾凯在《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上发表的《马克思共享观的三重“实践逻辑”进路》一文,也是将“共享发展”打上了“马克思”的学术标签(academic label),并指出马克思的“共享观”,作为一种“批判性”演进的实践观,有着三个理路,即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到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实现“经济共有”的实践逻辑进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批判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实现“社会共治”的实践逻辑进路;从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批判到马克思的消除“人性异化”主张“一切人的自由个性”,是实现“个体共进”的实践逻辑进路[5]。这些关于“共享发展”的理论成果,表明学界有较多学者将“共享发展”的研究放在马克思主义大框架体系内,默认了马克思讲过“共享发展”,力图从马克思原著中找寻“共享发展”的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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