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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二)

—— 一八四九年一月

2017-08-29 17:14:35 马克思主义文库

  新年贺词

  科伦1月8日。如果牧师和圣诗领唱者、教堂杂役和风琴演奏者、理发师和夜巡逻、田地看守人和掘墓人等等向我们恭贺新禧,那末这是古往今来的习俗,我们一点也不会大惊小怪。

  但是1849年的新年不以老习惯为满足。这一年一开始就显得有点不平常,连普鲁士国王也发表了新年贺词。

  这一次的新年文告既不是告普鲁士人民,也不是“告我所宠爱的柏林人”[146],而是“告我的军队”。

  在这个新年文告中,国王以自己的军队而“自豪”,因为“当〈三月〉叛乱破坏了我想审慎引导我的百姓建立的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时”,军队一直是忠心耿耿的。

  以前还说三月事件是“误会”等等,现在已经不需要什么掩饰了,于是三月“误会”也就变成了“叛乱”。

  从国王的新年贺词中,我们嗅到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也从“十字骑士”[注:指“新普鲁士报”,见注38。——译者注]的字里行间散发出来。贺词中说的是“叛乱”,于是报纸也依样画葫芦,写了一些谁也不知道的“三月罪犯”的事件,说什么犯罪的恶棍在三月间破坏了柏林宫廷生活的安宁。

  如果我们问,三月“叛乱”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大的愤慨,那末我们会听到这样的答复:“因为它破坏了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等等。”

  假如你们这些三月叛乱者没有安息在弗里德里希斯海茵[147],那末现在就赏给你们“铅弹和火药”,或者终身苦役。要知道,你们这些邪恶分子破坏了“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可是,关于普鲁士王国的“自由主义制度”的发展,关于挥霍行为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发展,关于虚伪和普鲁士王国的狡猾诡谲的“和平”传播,关于警察和兵营精神、密探活动、欺诈行为、假仁假义、厚颜无耻的和平发展,以及最后,使所谓的上层阶级过极端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给人民造成的令人厌恶的、使人愚蠢的影响的和平发展,关于所有这一切,是否还需要再提醒一下呢?这样的提醒是不必要的,因为只要环顾一下四周,只要多少注意一下,我们就可以重新看到“被破坏了的发展”的盛况,就能欣赏到上述“自由主义制度”的再版。

  国王的祝贺文告接着说道:“我的军队不唯保持其昔时的英名,且又争得近日的光荣。”

  可不是吗!它为自己争得了大概只有克罗地亚人才能进一步妄求的光荣。

  但是,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为自己争得了这种光荣呢?第一,“当德国需要我们出师什列斯维希的时候,军队以新的桂冠装饰了自己的旌旗”。

  由维登布鲁赫少校递交的普鲁士给丹麦政府的照会[148],就是使普鲁士的新的光荣能闪闪发光的基础。作战的方式从头到尾都完全符合照会的精神,照会向丹麦王兄保证,普鲁士政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法,它不过是丢给共和主义者一点钓饵,遮盖一下其他人的耳目,以便赢得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然后就可以很好地达成协议。

  曾经在长时间内迷惑了社会舆论的弗兰格尔先生,像夤夜盗贼那样偷偷离开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他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因此换了一身便服。在汉堡,一切旅馆老板都公开表示不能接待他。他们珍惜自己的房舍、门窗,更甚于珍惜为人民所鄙弃的、以这位值得称颂的先生为代表的普鲁士军队的桂冠。也不应该忘记,进行这次极像旧帝国法庭的诉讼程序那样既没有好处又没有意义的战役(参看当时的“新莱茵报”[149])的唯一成绩就是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这次战役唯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丹麦人的不平凡的勇敢,他们顽强地牵着普鲁士军队的鼻子走,完全切断了普鲁士同世界市场的联系。

  使普鲁士在这方面获得绝顶光荣的,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同丹麦的和谈以及和谈的结果——在马尔摩签订的休战协定[150]。

  如果罗马皇帝闻一闻从厕所税中得来的钱,还能说:《nonolet》〔“没有臭味”〕,那末相反地,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得到的桂冠,却镌着不可磨灭的字样:《olet!》〔“臭不可闻!”〕。

  第二,“我的军队在镇压波兹南大公国的叛乱中,战胜了种种困难和危险”。

  所谓“战胜了种种困难”,就是说:第一,普鲁士利用了柏林的甜言蜜语给波兰人造成的崇高幻想,波兰人把“波美拉尼亚人”当做反对俄国的德国战友,因此毫无顾虑地解散了自己的军队,而允许波美拉尼亚人开进国内,直到当普鲁士人开始极其残酷地蹂躏手无寸铁的人的时候,他们才重新集中已经分散的战斗力量。而什么是普鲁士人的英雄功绩呢!“光荣的”普鲁士军队的英雄功绩不是在战争之中,而是在战争之后获得的。当梅洛斯拉夫斯基被介绍给六月的胜利者的时候,卡芬雅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普鲁士人怎么会在米洛斯拉弗城下一败涂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亲自听说此事的人所提供的材料来证实)。三千个好歹用镰刀和长矛武装起来的波兰人,曾两次打垮两万名组织严密和装备良好的普鲁士人,两次迫使他们退却。普鲁士骑兵在狼狈逃窜时,把普鲁士步兵撞得东滚西倒。波兰的起义者将反革命两度赶出城外以后,守住了米洛斯拉弗。但是对普鲁士人来说,比他们在米洛斯拉弗城下的失败更可耻的,就是他们经过以前的败北而终于取得的弗勒申[注:波兰称作:弗热斯尼亚。——编者注]城下的胜利。如果一个拿着手枪的胆小鬼遇上一个手无寸铁然而像海格立斯那样力大无穷的敌人,那末这个胆小鬼一定会逃开,而在距离相当远的地方把自己的全部子弹射完。普鲁士人在弗勒申城下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逃到一定的距离以外,然后再用霰弹、装有一百五十粒弹丸的榴弹和榴霰弹来轰击手持镰刀长矛的人,而镰刀和长矛,大家知道,对远处的东西是毫无办法的。到现在为止,只有英国人曾经用榴霰弹来轰击东印度半野蛮的居民。而只有被波兰人的勇敢精神吓得魂不附体并且意识到自己软弱无力的普鲁士纠纠武夫,才会拿榴霰弹来对付那些被称做同胞的人。他们必须设法在一定距离以外大量杀伤波兰人,这是不言而喻的。离波兰人过近是太可怕了。这就是弗勒申城下光荣的胜利!但是,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普鲁士军队的英雄功绩是在战争之后开始建立的,正像狱卒的英雄功绩只是在宣判以后才开始建立一样。

  普鲁士军队的这个光荣,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关于这一点,有几千波兰人作保证。他们由于普鲁士的背信弃义和黑白色的阴险狡诈而被榴霰弹和尖头子弹等等所杀害,或者后来被打上了硝酸银烙印[151]。

  关于反革命军队的第二个桂冠,被普鲁士英雄烧毁的城市和乡村以及在自己家中被他们用枪托打死和刺刀刺死的波兰居民完全可以作证,普鲁士人的掠夺和种种暴行也可以作证。

  永垂不朽的光荣归于波兹南的这些普鲁士勇士!那不勒斯的刽子手[152]很快就循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了,这个刽子手枪杀了忠心耿耿的首都民众,在二十四小时内任凭他的丘八们在首都抢劫掠夺。荣誉和光荣归于在波兹南战役中大显身手的普鲁士军队!因为这次进军成了文迪施格雷茨之流所率领的克罗地亚人、奥地利边防军马队、奥尔托汉人及其他匪帮的光辉范例,激起了他们建立这类功绩的热情。布拉格(6月)、维也纳、普勒斯堡[注: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等地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153]。

  归根到底,甚至普鲁士人对波兰人所表现的这种勇气,也只不过是他们害怕俄国人的结果。

  “三是吉利的数字”。因此,“我的军队”也应获得三次光荣。而机会也就来了。因为“军队参与建立德国南部之秩序〈!〉,又给普鲁士的名字增加了新的光荣”。

  只有居心不良或患着缩小狂的人才会否认“我的军队”出色地为联邦议会尽了警察宪兵的责任,使它在重受洗礼以后,变得摩登起来,要求把自己称为中央政权了。同样不容争辩的是,在歼灭南德的葡萄酒、肉、苹果酒等等方面,普鲁士的名字也无疑获得了光荣。瘦骨嶙峋的勃兰登堡人、波美拉尼亚人等等养肥了他们的爱国的肚子,酒徒过了酒瘾,他们在留驻南德期间,以极其英勇的精神消灭了房东供给他们的一切,以致普鲁士的名字在这里家喻户晓。可惜的是他们还没有偿付膳宿费,不然的话名声一定会更加响亮。

  “我的军队”的光荣实在不胜枚举。但是还不能不提一下,“每当我下诏军队,赤胆忠心、纪律严明的军队总是时刻准备为我效劳”。还有一点也可以大加赞扬,传诸后世,这就是:“我的军队以英武的精神和昂扬的士气涤除了一切卑鄙谰言。”

  这个贺词对“我的军队”赞不绝口,它称赞军队“纪律严明”和“士气昂扬”,它再一次着重提到军队在大公国[注:即波兹南。——编者注]的英雄功绩,从而令人愉快地回想起军队在美因茲、施魏德尼茨[注:波兰称作:斯维德尼察。——编者注]、特利尔、爱尔福特、柏林、科伦、杜塞尔多夫、亚琛、科布伦茨、闵斯德、敏登等地所获得的桂冠。而我们这些不属于“我的军队”的人,因此就能使自己的狭隘的忠臣思想开阔起来。原来,枪杀老人和孕妇,盗窃(在奥斯特洛沃附近发生的盗窃已经有案可查),用枪托和军刀残害和平居民,毁坏房屋,用藏在大衣里面的武器在夜间袭击手无寸铁的人们,拦路抢劫(请回想一下诺依维特附近所发生的事情),——原来,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英雄行径在基督教德意志的语言中就叫做“纪律严明”、“昂扬的士气”!士气和纪律万岁!因为在这面旗帜下进行的掠夺的牺牲者是再也不会复活了。

  仅仅从我们所提到的普鲁士国王新年贺词中的这几个地方,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文件无论从它的意义或精神来说,都足以同不伦瑞克公爵1792年的宣言[154]相媲美。

  卡·马克思写于1849年1月8日

  载于1849年1月9日“新莱茵报”第19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注释:

  [146]“告我所宠爱的柏林人”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柏林人民起义方酣时于1848年3月19日早晨颁布的文告。

  “告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8年3月21日颁布的文告。——第186页。

  [147]弗里德里希斯海茵是柏林的一个公墓,这里埋葬着在街垒战中牺牲的1848年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第187页。

  [148]执行普鲁士国王秘密使命的陆军少校维登布鲁赫在1848年4月8日递交丹麦政府的一份照会中说,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丹麦的这两个公国,而是为了反对“德国的激进分子和共和分子”。普鲁士政府竭力回避正式承认这个有损它的名誉的文件。——第187页。

  [149]指弗·恩格斯的文章“战争的喜剧”、“和丹麦的休战”(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8—40、289—292和455—459页。——第188页。

  [150]在1848年三月革命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爆发了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起义。由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的干涉,开始了反对丹麦的军事行动;但是很快就真相大白,普鲁士政府并不打算捍卫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1848年8月26日于马尔摩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休战协定,这个协定把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化为乌有,并且实际上保存了丹麦在这两个公国的统治。1849年3月底,普鲁士和丹麦的战争又重新爆发,一直继续到1850年,结果丹麦获胜。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仍然留在丹麦王国中。——第188页。

  [151]根据普鲁士将军普富尔的命令,参加1848年波兹南起义的被俘人员都被剃成光头,并用硝酸银在他们手上和耳朵上打上烙印。——第190页。

  [152]指1848年5月15日残酷镇压那不勒斯人民起义的西西里两岛的国王斐迪南二世。见恩格斯的“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1—24页)。——第190页。

  [153]文迪施格雷茨指挥下的军队于1848年6月镇压了布拉格起义,11月1日扑灭了维也纳起义,并在1848年12月开始进军反对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占领了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和其他城市。——第190页。

  [154]同革命的法国作战的奥普联军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在1792年7月25日的宣言中威胁法国人民,说要把巴黎从地球上消灭掉。——第192页。

  (责任编辑:李晓凤)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四)

  —— 一八四九年一月

  马克思主义;学科简史;时序篇;马克思;恩格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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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的斗争[155]

  科伦1月。当意大利去年夏秋两季的反革命进攻遭到第一次反击的时候,在匈牙利平原上,压迫者同直接导源于二月革命的运动的斗争的最后阶段正在结束。新的意大利运动是1849年运动的序幕,而对马扎尔人进行的战争则是1848年运动的尾声。也许,这个尾声还会演成一幕正在暗中准备着的新悲剧。

  这个尾声像1848年革命悲剧中迅速交替的最初几场一样,像巴黎和维也纳的陷落一样,具有英雄豪迈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它迥然不同于6月至10月间发生的那些可怜的或微不足道的事件。1848年的最后一幕通过恐怖主义正转入1849年的第一幕。

  在1793年以后,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terreur rouge〔红色恐怖〕来对抗terreur blanche〔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长时期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质,第一次看见了一个敢于代表本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路德维希·科苏特;对于本民族来说,他体现了丹东和卡诺的形象。

  敌人的优势的确大得惊人。整个奥地利,首先是一千六百万狂热的斯拉夫人,反对四百万马扎尔人。

  群众性的起义,全国都来制造武器,发行纸币,迅速镇压一切阻碍革命运动的人,不断革命——总而言之,在被科苏特所武装、组织和鼓舞的匈牙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荣的1793年的一切基本特征。维也纳缺少这种所谓在死亡的威吓下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整装待发的革命组织,否则文迪施格雷茨永远也进不了这个城市。我们看看他能否战胜这种革命组织进入匈牙利。

  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观察一下正在进行的斗争和斗争中的各个党派。

  奥地利君主国是由于企图仿照法国国王(直到路易十一为止)曾经在法国采用过的办法把德国联合为统一的君主国而产生的。由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都有一种可怜的地方局限性,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具有一种同这一切相适应的小商贩性质,所以这种企图没有成功。哈布斯堡王朝没有得到整个德国,只是得到了德国南部的一些土地。当时在那里,不是在同分散的斯拉夫各民族直接进行斗争,就是德国封建贵族和德国市民阶级共同统治着被压迫的斯拉夫各民族。在这两种情况下,各省的德国人都需要外来的支援。对他们来说,联合起来反对斯拉夫人就是这种支援,于是,通过把有关各省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合并起来的方法,实现了这种联合。

  这样就产生了德意志奥地利。为了判定我们的说法是否正确,只要随便拿一本历史教科书来读读就够了。那里讲到奥地利君主国是怎样产生的,它在反对斯拉夫人的不断斗争中怎样瓦解了又重新兴起。

  匈牙利加入了德意志奥地利。马扎尔人在匈牙利进行的斗争同德国人在德意志奥地利进行的斗争一样。楔入奥地利大公国和施梯里亚的斯拉夫野蛮人中间的德国人和以同样方式楔入莱达河流域的斯拉夫野蛮人中间的马扎尔人联合起来了。像德国贵族在南部和北部,在波希米亚[注:即捷克。——编者注]、莫拉维亚、克伦地亚和克莱纳统治了斯拉夫民族,同化了他们,从而把他们卷入了欧洲运动一样,马扎尔贵族也在南部和北部,在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喀尔巴阡山附近地区上统治了斯拉夫民族。德国贵族和马扎尔贵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敌人是天然的同盟者。马扎尔人同奥地利的德国人之间的同盟是必要的。只要有一个大事件,只要有一次对他们两者的强有力的进攻,就会使这个同盟成为不可分割的。土耳其人征服拜占庭帝国就是这样的事件。土耳其人威胁匈牙利,其次也威胁维也纳,因此,匈牙利曾在几世纪中同哈布斯堡王朝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

  但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逐渐衰弱了。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而斯拉夫人也无力起来反对马扎尔人和德国人了。在斯拉夫土地上掌权的一部分马扎尔贵族和德国贵族被斯拉夫族同化了,于是,各斯拉夫民族自己也愿意保持这个要愈来愈坚决地维护贵族、反对不断发展的德国资产阶级和马扎尔资产阶级的君主国。民族矛盾消失了,哈布斯堡王朝也改变了政策。这个在德国市民阶级支持下登上了德意志皇帝宝座的哈布斯堡王朝,现在却开始比其他任何王朝都更坚决地维护封建贵族,反对资产阶级。

  奥地利参加瓜分波兰,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加里西亚的名门豪绅和达官显贵,即波托茨基家族、留博米尔斯基家族、查尔托雷斯基家族,把波兰出卖给奥地利,而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最可靠的支柱,以此换得了哈布斯堡王朝对他们的领地的保护,以免受下层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侵犯。

  但是,城市资产阶级愈来愈富裕,其影响也愈来愈大,和工业齐头并进的农业的进步也改变了农民对地主的地位。资产阶级和农民反对贵族的运动愈来愈带有威胁性。由于农民到处都是民族局限性和地方局限性的体现者,农民运动必然带有地方性质和民族性质,所以与农民运动一起又产生了民族之间的旧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梅特涅完成了他的杰作。他消除了贵族(除了最有势力的封建贵族以外)对国家事务的任何影响。他把那些最有势力的金融贵族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削弱了资产阶级,——他必须这样做,财政状况要求他这样做。于是,他依靠上层封建贵族和金融贵族,依靠官僚和军队,在比他的一切竞争者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实现了君主专制的理想。他利用每一个民族的贵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农民的帮助,把各该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同时他又利用各民族的贵族对各该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恐惧心理,把各民族的贵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各种不同的阶级利益,民族局限性和各种地方偏见,尽管错综复杂,总是处在适度的抗衡状态中,使老奸巨滑的骗子手梅特涅有可能自由地施展他的伎俩。他唆使各族人民互相倾轧究竟收到了什么效果,加里西亚的大屠杀[156]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梅特涅利用染上了宗教狂热病和民族狂热病的卢西族[157]农民,把为了农民利益而掀起的波兰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了。

  1848年首先在奥地利造成了极可怕的混乱局面,使所有这些由于梅特涅的罪过直到当时还互相奴役的民族一度获得自由。德国人、马扎尔人、捷克人、波兰人、莫拉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罗马尼亚人、伊利里亚人、塞尔维亚人互相间都发生了冲突,同时,在这些民族的每一个民族内部,各个不同阶级之间也进行着斗争。但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很快就有了头绪。斗争者分成了两大阵营:德国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站在革命方面,其他民族,即除了波兰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萨克森人,则站在反革命方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划分呢?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种划分符合这些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情况。这是解决所有这些大小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开始。

  直到现在为止,奥地利过去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1848年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奥地利各个大小民族中,只有三个民族是进步的代表者,它们积极地影响历史,并且现在还保持着生命力,这就是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因此,他们现在是革命的。

  其他一切大小民族,在最近的将来都要在世界革命的风暴中灭亡。因此,它们现在是反革命的。

  至于波兰人,我们介绍读者看一看我们所写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那篇文章[158]。为了压制波兰人的革命精神,梅特涅早就求助过卢西人;卢西人所不同于波兰人的,是他们的方言稍有差异,而主要的区别是他们信奉正教;他们自古以来就属于波兰,他们只是从梅特涅那里才知道,波兰人是他们的压迫者。似乎在旧波兰,波兰人本身没有遭受过同卢西人一样的压迫,似乎在奥地利统治下,梅特涅不是他们共同的压迫者!

  波兰人和卢西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自己的历史情况和地理位置,他们同奥地利本土是截然分开的。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析其他各民族的混乱情况,我们在叙述中只好把他们撇在一边。

  可是,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波兰人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认识和真正的革命精神,因为他们现在同自己以前的敌人——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结成同盟来共同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反革命。一个斯拉夫民族能把自由看得比斯拉夫的民族特征更珍贵,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它的生命力,从而保证它是有前途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奥地利本土。

  奥地利位于苏台德山和喀尔巴阡山的南部,易北河上游谷地和多瑙河中游地区。在中世纪早期,奥地利是一个完全居住着斯拉夫人的国家。按语言和风俗来看,这些斯拉夫人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弗拉基亚和马其顿的斯拉夫人属于同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同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不同,被称为南方斯拉夫人。除了这些有血缘关系的斯拉夫民族以外,从黑海到波希米亚森林和提罗耳阿尔卑斯山的整个广大地区中,只是在巴尔干南部居住着为数不多的希腊人,在多瑙河下游地区零零星星地散居着一些说罗马尼亚语的瓦拉几亚人。

  德国人从西面,马扎尔人从东面分别楔入这些密集的斯拉夫人中间。德国人侵占了波希米亚西部地区,沿着多瑙河两岸一直伸展到莱达河东岸地区。奥地利大公国、莫拉维亚部分地区、施梯里亚大部分地区都德意志化了。这样就把捷克人和莫拉维亚人同克伦地亚和克莱纳的居民隔开了。马扎尔人用同样的方法清除了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中部直到德国边境的斯拉夫人,并占领了这个地区。马扎尔人在这里把斯洛伐克人和某些卢西人居住的地区(在北部)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隔离开来,统治了所有这些民族。最后,土耳其人模仿拜占庭人的榜样,征服了在多瑙河和沙瓦河南面的斯拉夫人,从此南方斯拉夫人的历史作用也就永远结束了。

  胡斯战争,即捷克民族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是南方斯拉夫人独立干预历史进程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尝试失败了,从此以后,捷克人便一直受着德意志帝国的束缚。

  相反地,打败了斯拉夫人的胜利者——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却在多瑙河地区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性。如果没有德国人、特别是马扎尔人的帮助,南方斯拉夫人就会像在一部分斯拉夫人中确实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变成土耳其人,或者至少也会像至今斯拉夫族的波斯尼亚人的情况那样变成伊斯兰教徒。对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说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值得为此把自己的族别改成德意志民族或马扎尔民族以资酬劳。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土耳其人的入侵,是八世纪阿拉伯人入侵的再版。在维也纳城下和匈牙利平原上,不止一次地重演了查理·马尔泰尔的胜利[159]。就像当年在普瓦提埃附近一样,也像后来蒙古人入侵时期在瓦尔施塔特附近[160]一样,现在危险又威胁着整个欧洲的发展。当问题涉及拯救欧洲发展的时候,像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样几个早就分崩离析和衰弱了的民族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问题还在于拯救它们自己。

  内部情况是和外部情况相适应的。作为动力的阶级,运动的代表者,即资产阶级,到处都是德国的或马扎尔的资产阶级。斯拉夫人好容易才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对南方斯拉夫人来说,这种现象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由于有了资产阶级,德国人或马扎尔人便掌握了工业,掌握了资本,德国的文化也发展起来了;在精神方面,斯拉夫人也受德国人的支配,连克罗地亚的斯拉夫人也是如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匈牙利,不过时间较迟,因而程度也较弱罢了。在这里,马扎尔人同德国人一起领导了精神和贸易的发展。但是,匈牙利的德国人尽管仍然保持着德国的语言,然而在精神、性格和习俗方面,都成为道地的马扎尔人了。只有新迁去的农民移民、犹太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是例外,他们坚持在异国保留他们那种不必要的民族特性。

  如果说马扎尔人曾在文明方面稍微落后于奥地利的德国人,那末最近他们已经用政治活动出色地弥补了自己的缺陷。在1830年至1848年这个时期中,只有匈牙利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比整个德国更活跃,并且,匈牙利旧宪法的封建形式也比德国南部宪法的现代形式更能用来为民主利益服务。谁在这里领导了这个运动呢?马扎尔人。谁支持奥地利的反动派呢?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

  为了反对马扎尔人的这个运动,同时也为了反对在德国重新兴起的政治运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建立了自己的宗得崩德——泛斯拉夫主义。

  泛斯拉夫主义不是产生在俄国或波兰,而是产生在布拉格和阿格拉姆[161]。泛斯拉夫主义,这是奥地利的,其次是土耳其的一切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为了反对奥地利的德国人、马扎尔人,可能也是为了反对土耳其人而结成的同盟。土耳其人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被考虑进去,而作为一个也是处于完全衰落状态的民族,完全可以不考虑他们。泛斯拉夫主义按其基本倾向来说,是要反对奥地利的革命分子,因此,它显然是反动的。

  泛斯拉夫主义很快就以双重的叛卖行为暴露了这种反动倾向:它使至今仍站在革命方面的唯一的斯拉夫民族——波兰人成了它的可怜的民族局限性的牺牲品;它把自己和波兰出卖给俄国沙皇。

  泛斯拉夫主义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斯拉夫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德语、意大利语、马扎尔语、瓦拉几亚语、土耳其语、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以外,还要包括将近一打斯拉夫语和主要方言。这一切不是用直到现在把奥地利联合在一起并促进了它的发展的那些因素联合起来的,而是用斯拉夫民族特征的抽象性质和所谓的斯拉夫语(当然这是大多数居民的共同语)联合起来的。但是,要不是在某些思想家的头脑里,哪里会存在这种斯拉夫的民族特征呢?要不是在帕拉茨基先生、盖伊先生及其同僚的幻想中以及部分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斯拉夫人能够了解的俄国教堂的古斯拉夫祈祷仪式中,哪里会存在什么“斯拉夫语”呢?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都处在文明发展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上,从波希米亚的相当发达的(多亏德国人)现代工业和文化,直到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几乎是游牧性质的野蛮状态;所以,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的利益是极为对立的。事实上,这十个至十二个民族的斯拉夫语,是由同样数目的方言组成的,这些方言大部分互不相通,甚至可以归为不同的几大类(捷克语、伊利里亚语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语)。由于这些民族十分轻视文学,而且其中大多数不开化,这些方言已变成了真正的民间土话,除了少数例外情形,这些方言都以某种异族的,即非斯拉夫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标准语。所以,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

  哪些民族应该领导这个庞大的斯拉夫国家呢?恰好是那些一千年来分散得七零八落的民族(其他的非斯拉夫民族往这些民族中间灌输了具有生命力和发展能力的因素);恰好是那些只是由于各非斯拉夫民族的胜利武器才从土耳其暴政的蹂躏下被拯救出来的民族;恰好是那些到处被隔离的、丧失了自己的民族力量的、只有几千人或最多不过两百万人的弱小民族;这些民族已经衰弱到这种程度,以致像保加利亚人这样一个在中世纪时最强悍的民族,现在在土耳其却只以温和敦厚和心地善良著称,并以被称为dobre chrisztian〔善良的基督徒〕为荣!在包括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这些民族中间,能够找到一个民族具有为人民所保持的、并被认为超乎琐碎的地方纠纷之上的民族历史传统吗?

  八世纪和九世纪曾经是泛斯拉夫主义的时代,当时南方斯拉夫人还统治着整个匈牙利和奥地利,并且威胁着拜占庭。如果那时他们都未能抵挡住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入侵,如果甚至在他们的两个敌人——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彼此进行着激烈斗争的时候,他们都未能获得独立,并建立起巩固的国家,那末现在,在经受了一千年的压迫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以后,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在某个角落找到一个或几个残存的民族,即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残余。这些按黑格尔的说法是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了的民族的残余,这些残存的民族,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并且以后还会是这样,直到它们被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为止;其实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伟大历史革命的抗议。

  在苏格兰,盖尔人就是这样,他们是1640年至1745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柱。

  在法国,布列塔尼人就是这样,他们是1792年至1800年波旁王朝的支柱。

  在西班牙,巴斯克人就是这样,他们是唐·卡洛斯的支柱。

  在奥地利,泛斯拉夫主义的南方斯拉夫人就是这样;这只是残存的民族,只是一千年来极度混乱的发展的产物。这些同样处于极度混乱状态中的残存民族把整个欧洲运动的倒退视为唯一的救星,它们想使这个运动不是从西向东,而是从东向西地进行,在它们看来,俄国的鞭子是解放的工具和统一的纽带,——这一切都是完全自然的事情。

  可见,南方斯拉夫人早在1848年以前就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性质;1848年向全世界揭露了他们的这种反动性质。

  当二月风暴爆发的时候,是谁进行了奥地利革命呢?是维也纳还是布拉格?是布达佩斯还是阿格拉姆?是德国人和马扎尔人还是斯拉夫人?

  的确不能否认,在有教养的南方斯拉夫人中存在过一个不大的民主党派,它虽然不放弃自己的民族特征,但愿意把这种特征献给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种幻想也曾在西欧的民主主义者当中博得了同情,并且当斯拉夫的民主主义者还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时,这种同情是完全正当的。这种幻想由于轰击布拉格而破灭了。在这个事件以后,所有的南方斯拉夫民族都效法克罗地亚人把自己交给奥地利反动派支配。那些还继续胡说什么民族平等、民主的奥地利等等的南方斯拉夫运动的领导者们,不是变成了像许多报纸的无耻文人一样的愚蠢的空想家,就是变成了像耶拉契奇一样的恶棍。他们的民主誓言并不比奥地利官方反革命势力的民主誓言更有价值。简言之,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特征的恢复实际上是从最残酷地镇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开始的;这是南方斯拉夫运动的领导者们对俄国沙皇的第一次有力的效劳。

  如果不算上层贵族、官僚和军阀,奥地利的权奸就只能从斯拉夫人那里得到支持。斯拉夫人在意大利的陷落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斯拉夫人袭击过维也纳,现在斯拉夫人又从四面八方进攻马扎尔人。他们的思想家是以帕拉茨基为首的捷克人,他们的军事首领是以耶拉契奇为首的克罗地亚人。

  这就是他们对德国民主刊物的报答。6月间,当文迪施格雷茨屠杀捷克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德国民主刊物到处都对他们表示同情。而这同一个文迪施格雷茨现在却成了他们的英雄。

  总括起来说:

  在奥地利(波兰和意大利除外),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在1848年,像近千年来一样,掌握了历史主动权。他们是革命的代表者。

  一千年来一直被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牵着走的南方斯拉夫人在1848年所以要起来为恢复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是为了与此同时把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镇压下去。他们是反革命的代表者。此外还应该加上两个民族,也是早已走向衰落和丧失了任何历史活动能力的民族: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和罗马尼亚人。

  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是在反对南方斯拉夫人的斗争中通过联合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现在这个王朝却想在反对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斗争中联合南方斯拉夫人来苟延残喘。

  政治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谈谈军事方面。

  纯粹是马扎尔人居住的地区,还不到整个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三分之一。从普勒斯堡[注: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到多瑙河和蒂萨河北面,直至喀尔巴阡山脉,居住着几百万斯洛伐克人和为数不多的卢西人。在南面,在沙瓦河、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之间,居住着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再往东去,沿着多瑙河,是有五十多万人口的塞尔维亚移民区。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和萨克森人把这两个斯拉夫地区联合起来了。

  这样一来,马扎尔人便受着天然敌人的三面包围。如果占据着山口的斯洛伐克人表现得不是那么冷淡,那末他们在他们的地区特别适于游击战争的情况下会成为非常危险的敌人。

  但是,在目前条件下,马扎尔人在北面只需要顶住加里西亚和莫拉维亚方面的军队的进攻。相反地,在东面,大批的罗马尼亚人和萨克森人动员起来了,并同驻扎在当地的奥地利军队汇合起来了。他们的阵地非常巩固,一方面因为这是山地,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占领着大部分城市和要塞。

  最后,在南面,被德国移民、瓦拉几亚人以及奥地利的一个军所支持的巴纳特的塞尔维亚人,有宽广的阿利布纳尔沼泽作掩护,要进攻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克罗地亚人有德拉瓦河和多瑙河作掩护,同时又有一支拥有全部后备物资的强大的奥地利军队的支援,所以,他们早在10月以前就已经推进到匈牙利本土,并且现在他们坚守着他们在德拉瓦河下游的防御战线,并不费很大力气。

  最后,现在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正以密集的纵队从第四方面,即从奥地利方面向前推进。马扎尔人被敌人的数倍于己的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了。

  现在的斗争很像1793年反对法国的斗争,不同的是,人口稀少的、仅仅处于半文明状态的马扎尔人的国家,在物资供应方面远不如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

  匈牙利制造的武器和弹药质量必然很差;特别是制造大炮的工作总是无法迅速安排妥当。这个国家比法国小得多,因此,每让出一寸土地都意味着更大得多的损失。马扎尔人所剩下的只是他们的革命热忱、他们的勇敢精神以及科苏特给予他们的强有力的、动作迅速的组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奥地利已经取得了胜利。

  “如果我们不能在莱达河上击溃奥皇军队,那我们就在拉布尼茨河[注:匈牙利称作:列普策河。——编者注]上击溃他们;如果不能在拉布尼茨河上击溃他们,那就在佩斯城下击溃他们;如果不能在佩斯城下击溃他们,那就在蒂萨河上击溃他们。总之,无论如何我们要击溃他们。”[162]

  科苏特是这样说的,并且他正尽一切可能去履行自己的诺言。

  即使布达佩斯陷落了,马扎尔人也还有广大的下匈牙利草原。这个地方好像是故意为进行骑兵游击战争而创造的。在这里的沼泽地中,有许多几乎无法接近的地方,马扎尔人能够在这里坚守下去。马扎尔人几乎人人都是优秀的骑手,他们具有进行这种游击战争的一切特质。奥皇军队如果敢于进入这个荒凉地区,他们就必须从加里西亚或奥地利取得全部粮食补给,因为在这里他们的确什么东西也找不到。如果是这样,那就很难说他们能在这里坚持下去。以密集队形前进在这里是不可能的;而分散为流动队,就必然遭到复灭。它的笨重装备必然使它逃不出敏捷的马扎尔人骑兵队的手掌,而且,即使奥皇军队能够取胜,他们也根本无法追击马扎尔人的骑兵队;而被击溃的奥皇军队的每一个士兵所遇到的每一个农民、每一个牧人都将是他的死敌。在这些草地上作战就像在阿尔及利亚作战一样,笨拙的奥军要花费多年的功夫,才能结束这场战争。而马扎尔人只要能够坚持几个月,他们就会得救。

  马扎尔人的处境远不像被收买的患着黑黄色的[163]狂热症的人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坏。他们还没有被打败。即使他们倒下去,那也是像1848年革命的最后一批英雄一样光荣地倒下去,而这种失败只是暂时的失败。那时,极其残酷野蛮的斯拉夫反革命将会立刻席卷奥地利君主国,而权奸将会看到,他们的伙伴们都是些什么人物。只要法国无产阶级的起义(路易-拿破仑正在竭尽全力挑起这一起义)一取得胜利,奥地利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就会获得解放,他们就会向斯拉夫的野蛮人伸报血海深仇。那时爆发的大战将驱散这个斯拉夫的宗得崩德,甚至将从地球上消灭掉这些顽固的小民族的名字。

  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不仅那些反动阶级和王朝,而且那许多反动民族也要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也将是一种进步。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1月8日左右

  载于1849年1月13日“新莱茵报”第19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注释:

  [155]关于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发挥的关于奥地利帝国境内各斯拉夫民族的命运的观点,参看本卷说明第XIX-XXI页。——第193页。

  [156]指1846年2月的加里西亚事件,当时在波兰土地上爆发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克拉科夫的起义者暂时取得了胜利。同时在加里西亚爆发了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阴险地利用了被压迫的乌克兰农民对波兰小贵族的仇视,于是在一些地方成功地驱使起义的农民去反对波兰的起义队伍。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第196页。

  [157]卢西人是资产阶级人种志学家和史学家对加里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柯维纳的乌克兰居民的称呼,流行于十九世纪。这些地方的居民被用暴力同全体乌克兰人民分割开来;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之后,乌克兰人民才最终重新统一了。——第196页。

  [158]见“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71—414页)。——第197页。

  [159]指732年在普瓦提埃战役中法兰克人对阿拉伯人的胜利。——第199页。

  [160]1241年,在西里西亚的瓦尔施塔特(波兰称作:多勃勒地区)附近发生了会战,结果蒙古人战胜了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但是,蒙古人没有利用这次胜利就从西里西亚进攻匈牙利去了。——第199页。

  [161]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召开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会上暴露了哈布斯堡帝国压迫下的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两种倾向的斗争。包括代表大会领导人(帕拉茨基、沙法里克)在内的右派即温和自由派,企图用保存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国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左派即民主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极力主张与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运动采取联合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并且积极参加了布拉格起义的那部分代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留在布拉格的温和自由派的代表于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定期延期。

  1848年6月在阿格拉姆(萨格勒布)举行了南方斯拉夫民族代表会议。——第200页。

  [162]引自科苏特1848年11月9日在匈牙利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见1848年11月11日“公报”(《K?zl?ny》)。——第206页。

  [163]黑色和黄色是奥地利国旗的颜色。——第207页。


  (责任编辑:李晓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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