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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2016-03-14 10:18:19 马克思主义文库 评论员

  (1959年4月29日)

  1959年4月2日一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81人,后补中央委员80人。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会议除讨论其他问题外,重点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文件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规定要清理账目,“结清旧账”,进行退赔。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文件还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毛泽东在会上就工作方法问题讲了话,他号召学习海瑞精神,提倡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话,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要言者无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到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经过13个月的努力,人民公社运动终于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经过毛泽东的艰苦努力,迄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的发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基本上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受到了遏制。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发生的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否认按劳分配、取消商品交换,大搞平均主义、大刮“共产风”和穷过渡的错误,在开始改正。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党、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开始冷静下来。全党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化。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的不少高层领导马列主义水平是比较低的。刘少奇不就是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吗?!搞社会主义革命不懂马列主义,岂能不把事情搞乱。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两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一年间,毛泽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他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操透了心。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65岁高龄的毛泽东向与会者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感人至深,许多与会者至今念念不忘。毛泽东的不懈努力,稳住了当时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更深远的意义则是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步骤!是一次在全党范围普及马列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初始,刘少奇是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徐水县去搞共产主义试典的。那时,许多人、许多高级干部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一时不能分辨是非,人民公社运动就是这样被搞乱的,经过这次群众性的马列主义普及运动,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清醒多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决对不应盲从,决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总之,人民的盲从性减少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大了,上当受骗的机会随之而减少了。直到今天,这种作风还再发挥着作用。许多不愿盲从的人,都在努力地探求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

 

 (责任编辑: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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