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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由与理想社会

2017-03-16 17:07:07 中国社会科学网 吴根友

作为“后五四”人物的现代哲学家殷海光和冯契,都曾经是现代哲学家金岳霖的学生,但是他们二人的政治理想、学术取径十分不同。在政治上,一个选择了国民党,一个选择了共产党;在学术上,一个选择了西方现代经验学派的自由主义,一个选择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最终都把自己的学说归宗到对自由问题的研究上面,成为本世纪5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关注自由问题的典型哲学家。从表面上看,殷海光选择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曾极力地批评共产党政权下的社会主义理想,其社会理想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冯契的社会理想应当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从他们二人晚年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及其致思原则来看,却有可以通约之处:那就是理想社会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使个人尽可能地在社会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与独特性。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对这两位思想个性极不相同,学术取向颇具差异的思想家有关自由理想的可通约性的比较,来探索当代中国自由理论的建构工作,希望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启示。

一、“健全的自由”——殷海光的自由理想

作为“后五四”人物的殷海光,一生皆以自由为宗,但他所追求的自由与“五四”时期所强调的“外在自由”颇不相同,这种自由一方面带有一定的经验主义色彩的理性自由特征,另一方面又带有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超越气息。特别是晚年在思想上部分地认同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又亲眼目睹了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种缺陷之后,殷海光对自由的认识则更为圆融,在继续强调“外部自由”,坚持对各种“镇制”制度进行无情批判的基础上,稍有偏重地对“内部自由”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其自由思想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从否定性的角度来认识就是:既不完全是经验主义学派自由观的中国版,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特别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们所强调的内在精神自由,而是立足于现代文化基础之上反观现代文明弊病之后所提出的一种“健全的自由”观。从肯定性的角度来认识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镇制”,努力使人处在一种既无暴力威胁、经济胁迫,又无任何意识形态专制的社会之中,使人能充分地展示自己有正面价值目的的和可控制的创造性。这就是殷海光本人所说的“现实化的自由”。

一些谈论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都特别注重他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关系而比较忽视他个人的创造性一面,这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他对“现代神话”的批判,对个人精神自由内涵的深度开掘,对自由的伦理基础的探讨,已经逸出了经验主义学派有关自由认识的精神视域。由于他对现代西方文明弊病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再加上周围的朋友和学生的影响,促使他把眼光投向了传统,力求把西方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中所蕴涵的自由精神结合起来,在继续批判各种“镇制”对自由的压抑的同时,稍稍地把中心偏向了对个人“内在自由”的关注,十分强调“内在自由”的价值。这与其中年特别强调外部自由的思想稍有不同。在《自由的伦理学基础》(1965年)一文中,他十分重视对人的内在力量的培养,并且把这种内在力量与“孔仁孟义”结合起来。他说,这种“内在力量”“可以是孔氏的仁,可以是孟氏的义,可以是佛家慈悲。”(《殷海光论文集》(二),第784页)他甚至这样说:“问题逼到最后,如果人对生死问题有所透视因而对死亡无所恐惧,那么任何镇制手段都会失效。这样,极权制度就会冰消瓦解。”(同上书,第785页)这种过分地看重个人“内在力量”或曰自由意志的思想,显然与正宗的经验主义派所强调的对生命的保障和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思想的看重是有所出入的。但这种“内在自由”恰恰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思想在现代中国自由思想家中的延伸。

为什么晚年的殷海光如此地关注“内在自由”的问题?这要从殷所处的时代环境中寻找答案。殷认为,“处近代以降,许多新出的因素腐蚀着一般人的这种‘内在力量’,许多利用‘人的弱点’来建造权势的投权人物,斫丧着人的这种‘内在力量’……使千千万万的人无个性地溶解在一个大的集体里面毫无保留地供其鞭策。”(同上)正是由于自由主义所面对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专制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故尔自由主义者的言语中心也会发生变化。殷氏说道:“世变推移所及,真是洪水滔滔,满街都是失落人。”现代社会利用一种“正面”的形象来掏空人性的内涵,使“启蒙时代”以来所追求的“个性”变成空壳,所以殷海光在继承经验主义关注“外部自由”的思想传统的同时,特别地关注了人的内在自由问题,在反对各种政治极权的同时,用相当浓重的笔墨来反对现代社会文化中的各种“镇制”力量。这是正宗的经验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所不太注意的(当然约翰·穆勒曾经注意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统治的问题,暗涵了对现代大众文化专制的批判内容),但却又是现代自由主义者所必须加以关注的现实问题。殷海光对此问题的关注,既表明了他的自由思想的个性化的一面,也恰恰反映了自由主义思想自身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具有与时俱进,不盲从先贤,不死守教条的特点。他曾十分痛心地说,保有“自由的个性”的人物,在现代社会成了迂阔而不识时务的人,其结果是自寻苦恼。近代世俗文化在借助自由发展个性的名义之后,已经以另一种方式来背叛“启蒙精神”,在初步脱离了权力的异化之后,又正走向金钱和物欲的异化之中,使人患上了另一种“道德贫乏症”。正是为医治这种“道德贫乏症”,殷才特别强调“内在力量”,企图以此来挽救现代人的堕落。

由此,殷海光把“内心自由”看作是“一切自由的起点”。他认为,从道德意义上说,“所谓‘内心自由’即是我们的道德主体意志克服了人的欲念。……推而广之,人要得到自由,必须克服他自己,让自己作自己的主宰,而不‘随尸壳子起念’。这便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圣贤工夫。”这种话,如果单独地拈出来看,仿佛有某种程度的禁欲主义倾向。实际上是殷海光为了强调“内心自由”重要性的一种合理的逻辑引申。因为自由的本质意义绝对不应该含有把人变成动物的自由这一层意义,他只应该是指人提升自己的人性以进乎神明的不断精进的行为及其过程。

关于内在自由或曰内心自由的说法,殷海光有时又把“内心自由”称之为“开放心灵的自由(Freedom of open-mindedness)”或曰“心灵不作囚徒的自由”。在他看来,要达到心灵自由的境界,在认识的层面上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他说:“一个人想要他的身体不作囚徒浅而易行,想要他的心灵不作囚徒则非有超越他的时代和环境的才识及训练不可。一个人要看布在海边的铁丝网只需一瞥即可,一个人要发觉被布置在他头脑中的铁丝网,一定得做许多聪明的反思。”按照传统的“知行合一”的理论来看,即使是能发现头脑中的铁丝网,但要真的逃出这种铁丝网的束缚仍需费一番工夫。因为,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囚徒的生活。特别是在深厚的专制文化传统中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多人更是具有这样一种“身心软骨综合症”的特征,有时即使是发现了这种“铁丝网”也无力去冲破,更有甚者还要对这种生活加以美化。由此,我十分赞同殷海光的这种说法:“我们要发现心灵的牢房则是一件很费力的事。而且,即令费了很大的气力发现了自己的心灵牢房,有勇气‘逃离牢房’而别建新屋的人则少之又少。在风雨飘摇之秋,中国文化份子一般地是依恋他们住惯了的心灵牢房。”(同上书,第772页)

为了使心灵获得自由,砸碎这种心灵的牢房,殷氏仔细地辨析了这种牢房的特征。他把这种牢房分为两种:“一种是未经批评的崇古”,“将古人无条件地奉若神明”;另一种是“时代的虐政”(tyranny ofthe time)。对这两种牢房,殷氏都给予了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就思想的现实性来说,后一种批评其意义尤为重大。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反对崇古的思想潮流比较强劲,此种牢房不再构成对当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威胁。最能构成威胁的则是“时代的虐政”。正如殷先生所说的那样,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特别地“崇拜权利”,除此以外,别无所好,“于是无论什么无根之谈,只要强力推销,总会有市场的。那些挟威力以俱来的口头禅,可以禁锢人心,横阻了一切理知的追求和客观的讨论。就中国来说,半个世纪以来,一阵又接着一阵的‘意见之风’,从根儿上拔起了真理的幼苗。”(同上书,第773页)要抗击这种“时代的虐政”,就必须依赖人的内在自立精神。而这种自立精神和内在思想的自由正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优势。面对现代社会人的“内在自由”精神丧失的现象,殷海光十分痛心地说:“人的视力不及飞鹰,体力不及水牛,善走不及奔兔。可是,人脑的会思想,则是已知的一切动物所不及的。……然而,人把最精彩的这一部分装进各种各样的牢房,减低思想的效率,甚至使它失去作用。这种损失实在太大了。极权制度更把人的思想之流筑起堤坝,强迫千万人的思想从一个观念出发,照权势规定的方向,流向预定的目标。由此造成的损失,不止残害一代的人。”(同上书,第773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殷海光的自由思想是有自己的个性特征的,他的自由思想并不简单地就是经验主义自由思想在中国的现代翻版。

以上,我们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揭示殷海光的自由思想的个性,突出了其“内部自由”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殷海光不重视外部自由,甚至忽视“外部自由”的重要性。事实上,尽管殷海光十分强调内部自由的重要性,但他丝毫没有忽视外部自由的意思。在讨论内部自由与外部自由的关系时,殷海光说道:“心灵自由(内部自由)是自由的起点,而且没有‘心灵自由’就没有‘外部自由’。可是,由此推论不出,有了‘心灵自由’就有‘外部自由’。”(同上书,第774页)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心灵自由’不是‘外部自由’的代用品,而且也不能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运动’里训练人的‘心灵自由’。”(同上书,第774页)但是“内部自由”如果没有“外部自由”保证,则“这种内心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萎缩的自由”。(同上书,第774页)这种自由至多只是一种“自全的行为”,像道家所追求的“全生保身”的消极自由。而“当着一个时代的人为‘外部自由’而奋斗但情势不利时,唯心的哲学家板起面孔责备大家浮动,劝人要追求‘内心自由’,这是一种冷血的逃避主义。”由此可见,殷海光一点也没有轻视外部自由的意义。他对中外古今一切专制政治的批判,就是他追求“外部自由”思想的表达(此点我们将放在后文再说)。本文只是为了揭示殷氏自由思想的个性才着重论述其对内部自由关注的一面。通观殷海光本人有关个人自由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追求一种健全的自由才是他自由思想完整的表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是:“自由必须从内心起始,从各个角度并以不同的程度,投向人生的实际生活节目。这就是自由的现实化。有而且只有现实化了的自由,才是健全的自由,我们所追求的自由,应须是这种自由。”(同上书,第7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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