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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最近的发展(三)

——另一个侧面的景象

2017-08-29 15:16:54 马克思主义文库 爱德华·伯恩施坦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法国处于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它正在从一个具有强大的君主制行政机构的共和国改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国家。在上面已经谈到的它的居民组成以及广大人民阶层还牢固地背负着形形色色传统重担的情况下,这一过程经常有被一次政治危机中断、破坏或者至少是延缓的危险。米勒兰入阁所引起的危机正是一次这样的危机。从形式上看,也就是说,仅就政体而言,那些否认共和国在三年前处于危险中的人是完全正确的。在法国恢复君主制目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把共和国不是仅仅理解为一个没有君主首脑的国家,而是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受过民主训练的共同体,那么事实上那时共和国是受到严重威胁的。共和国的各种制度和机构的民主化过程中的任何一次中断,它的政治危机的任何一次延长或增加都有损于共和国的威望,都向民主发展的反对者提供给共和国设置新困难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助长那种认为共和国不能保证民族连续不断地发展的想法,使共和国的存在发生动摇。由于这种原因,在法国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与社会主义工人民主派之间还将相当长期存在内部的互相支持的关系,问题仅仅在于,是否应当公开承认这种事实上的互相支持的关系,并且使之成为一种一贯应加遵循的策略准则。

  因此,除了一小撮幻想者之外,无论是饶勒斯派的反对者还是饶勒斯派本身都懂得这种互相支持的关系。除了令人讨厌的涉及个人的问题之外,只有某种学理主义,因袭下来的关于发展进程的偏见以及类似的精心维护的传说在抗拒完全承认这种关系。人们以为,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承认就足以防止反动派的诡计,而且可以使党保留批评的自由和压力,甚至对于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党也是有必要使用这种批评的自由和压力的,但是如果承认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互相支持的关系,党就会遭到削弱。

  事实上果真如此吗?表面上看来,“内阁主义”派社会党人在过去两年中的行为似乎证实了这种见解。他们难道没有一再在社会主义者方面应当尖锐批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情况下为这一内阁辩护吗?我不打算详细研究这里提到的那些事例,而是假定(这并不是说我承认上述说法)这些指责是中肯的,但即使如此,这些谴责仍旧不能有力地证明当前的这一问题。因为党的一个派别在由于另一个派别的分离和敌视态度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所作的事情,不能作为典型的事例来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党遇到这样的事情将会怎样行动。那时党是会由于公开参加政府而影响自己作出贡献的能力,还是相反,恰恰因此更有能力施加压力和作出贡献(它一向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这完全取决于它的内部力量以及领导人的谨慎和毅力。

  表面上持反对态度绝对不是施加压力的最有效的办法。1899 年以前的历届法国共和主义激进派内阁同样确信,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反对保皇派—教权派联盟时总是可以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但是在其他方面它们却可以自由地执行一种随机应变的议会政策。社会党人根本不能听天由命,从而在一个严肃的联盟问题上帮助右派在议会中获胜。因此党自愿接受政府的一部分责任,而不分享其权力。社会党人在组阁问题上的弃权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上其他方面的弃权态度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放弃了束缚别人手脚的可能性,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真正的行动自由。他们埋没了自己的才能,却没有让它发挥出来。

  因此,政府问题不是一个根据教条就可以立即决定的问题。必须注意不要脱离一定的环境对这个问题作出一劳永逸的回答。谁只要略知一点党的历史就会明白,曾经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党给参加政治生活所规定的界石被远远地向外挪动,因为人们认为这种限制是一种讨厌的桎梏。人们既然有了这些经验,毕竟应当最终抛弃酷爱就政治纯洁性作出誓言的嗜好了。一个已经成熟的党在其行动方面除了服从政治状况和它自己的本质所产生的约束之外,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而它的本质是由它的总的原则和它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性及社会地位决定的。如果党不相信自己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自己确定哪种态度最符合党的尊严,党的利益,以及党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那么党就毫无希望了。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是成熟的,就不会把自己关在门外。

  因此图尔代表大会 [ 指饶勒斯派 1902 年 3 月在图尔举行的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法国社会党的原则宣言、纲领和章程。——编者注 ] 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它在入阁问题上没有作出一项永远有约束性的决议,而是把对这个问题的各种进一步的规定保留给今后各次党代表大会去做。谁如果将这种态度诽谤为反革命的或不革命的,他就是把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地革命的特性与盲动主义的革命性或暴力的革命性混为一谈。

  当然这种情况在法国显然还会经常出现,而且在这个已经由街垒作出这么多政治决定的国家里,这毕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对于一部分法国社会党人来说难以充分设想在君主制或寡头政治的情况下的政治袭击同在民主制的情况下的政治袭击的差别,或者难以根据这种差别作出推论,那么并不能把这当作理由来非难那些已经理解这些差别的人。

  正因为在民主制下的革命只能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只能是改造迄今的整个社会制度的革命,因此革命进行得很缓慢,它只有沿着这条道路逐步向前发展才是可以想象的。人们很少能在所谓的一夜之间彻底改变民主制的经济制度,在现今的情况下人们也很少能突然改变它的外部关系。

  很多社会主义者对米勒兰什么都可以原谅,只是不能原谅他在沙皇来访时的态度。但是请大家别忘记一件事。沙皇访问或对沙皇的接待只是一种仪式,其实质性的目标是两国同盟。谁不想承认前者,就不应当赞成或默默地承认后者。但是有多少谴责接待沙皇的法国社会党人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在他们的纲领里提出立即废除两国同盟呢?如果他们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性步骤,却仅仅由于米勒兰作为部长没有回避他的职务所必然要求的礼仪,就对米勒兰进行谴责,那么这不过是儿戏(我不想用伤人感情的说法)而已。

  两国同盟对法国方面来说是复仇思想的产物和体现。近几年来复仇思想幸而已有些缓和,但还没有彻底清除。只要它还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对于共和国的领导来说放弃两国同盟将是特别困难的。因此反对两国同盟的斗争必须首先同时以反对复仇思想的斗争的形式进行。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在法国是谁首先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发现谁的名字?这个现在被德国人革出教门、和米勒兰一起遭到咒骂的人,他的名字就是让·饶勒斯。

  饶勒斯用出色的文章——可惜就我所看到的,这些文章都没有在德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发表——几个月之前在《小共和国报》上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战役,不是仅仅反对赤裸裸的复仇口号——这样做是算不了什么的,因为也有别人反对这种口号,而且它今天已经过时了——而是反对隐蔽的、用模棱两可的说法和虚构的危险掩饰起来的复仇思想,这种思想还在作祟,并且构成军国主义的支柱,——这次战役不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进行的,这种奇谈怪论起初固然令人吃惊,但后来却使人怀疑它的发起人对待事情是否认真;这次战役是以一种实质上尖锐、语调上却是十分温和、以严肃的历史证据为根据的陈述进行的,正因如此,它就更加应当受到赞许了。……

  ……

  图尔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党纲从理论上讲完全跟得上时代的水平。也许有一两个句子本来可以不用那么绝对肯定的措词;但是这种情况显然不会使纯真原则的维护者可以利用来谴责它。代表大会不经过辩论就按照受委托起草纲领的委员会所提出的方案一致通过了这一纲领,在这一点上,它与爱尔福特纲领的命运是相同的。与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一部分一样,图尔纲领的说明原则的部分保持了宣言的风格,只是比前者更详细一些。

  人们怎么会指责它具有“观念论的特点”,这是难以理解的。纲领所包含的观念论比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多一丝一毫。相反,在它的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思路才是它的特色。例如它一开始就从两个绝对现实的因素推论出社会主义,这两个因素是民主制和现代生产方式。这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推理是相一致的。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法国革命和它的文献提供了法律和理论的出发点。这种联系以及从这种联系中得出的结论在纲领的原则性说明中都得到了出色的阐述。这一说明虽然没有涉及策略问题,却是党的策略规范的卓越的指导原则,这些规范是不受变化不定的政治状况影响的。

  关于组织章程发表意见,就不象关于纲领那样有把握了。在这里必须考虑到这一情况: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已经使人们不信任任何一种中央集权制,而且在法国一向存在着强大的联邦主义的传统,因此制定了一个把全部力量都转移到区联合会的章程,中央委员会几乎只是供装饰用的。这种形式是否能保证党获得它为了有效地使用资金和力量所必须的那种行动上的统一和灵活性,这还必须等着瞧。

  人们不应当根据德国的经验判断法国的情况。在法国对中央集权制的憎恨是多么的强烈,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了:在一向是盖得派堡垒的鲁贝,这个党的一部分成员在迄今担任地区领导人的昂·卡雷特 [ 昂利·卡雷特(Henri Carrette 1846—1911)——造船厂工人,1880 年与勒佩尔创建鲁贝工人党,1892—1902 年为鲁贝市长,1902 年脱离法国工人党。——编者注 ] 的领导下退出了组织,因为中央领导机构把一种市镇政治的策略强加给他们,而这一策略使他们在市镇参议会的选举中遭到了失败。他们的退党宣言表现了坚决的联邦主义态度。还有一个联邦主义的宣言,这就是安省、汝拉省、萨瓦省三个东部地区的社会党联合会写给图尔代表大会的信,其中阐述了这些联合会为什么决定不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暂时采取等待态度的原因:

  “我们相信,我们在党内能够完成整个党无论在财政方面还是在行动方面向我们提出的任务,但是我们也希望,组成我们的联合会、小组、工会和合作社的那些宣传单位和行动单位能自由地调整它们的关系并始终自己决定自己的策略,而不是必须屈服于社会主义议会制度的法律,这一议会制度力图象一个政府一样凌驾在社会主义思想之上。我们深信,外省的一切联合会都受到这种精神的影响,并且由于在各区开展了热烈的行动,不久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使代表们集合在一起。那时在社会主义的统一问题上将最终取得一致,因为这种一致要在自由的影响下完成,而不是在权威所规定的形式下实现的。” [ 参看《小共和国报》,1902 年 3 月 12 日。——伯恩施坦注 ]

  这封信在开头对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争论和争吵表示非常不满。这些争吵必然会使许多社会主义者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反对中央集权制的情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可以看到,若干联合会对图尔代表大会抱有保留态度,决不是为了要发表一个支持反对派的宣言。

  有三十四个联合会参加了图尔代表大会,共包括九百四十个小组,一共派来了九十四位代表。讨论是在极其和睦的气氛中进行的,在会议结束时主席惹罗—里夏尔除了指出这一事实外还能够声称:“我们把全部力量都用在我们受到委托的这一工作上了,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时间去诽谤、侮辱、或者非难那些不赞同我们对社会主义策略的观点的人。”

  人们能够承认图尔代表大会所做出的这种成绩以及其他成绩,而并不因此就冤枉了另一部分法国社会主义者。但是无论如何,没有理由从外国来赞同这里流传的贬低图尔大会的代表们的言论,这是反对这些代表的人们加在他们身上的。即使完全撇开这种作法违犯国际准则这一点不谈,一个多世代以来国际党史的经验也禁止我们这样做。本文开头已经指出,法国社会主义的各个派别在各次代表大会上的组合是如何变化不定。我们本来也能够指出,这些集团中的某几个集团的策略是如何变化不定,其中恰好也包括那一个今天被当作坚定性的典范提出来的集团,它曾经突然有一天给不久之前还被诅咒的事情祝福。我们姑且不讲这一点,否则就一定要转移到个人争执的领域了,但应该提醒一下,为的是希望大家在判断中能够有所节制。 [ 在让·饶勒斯不久前出版的《社会主义研究》(巴黎 1902 年,保尔·奥朗道夫书店)一书的《必要的修正》这一章中,有一篇论述这个题目的文章。——伯恩施坦注 ]

  在法国的派别斗争中,也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有各种在国外完全不能估计到的影响和动机在一同起着作用。的确,甚至对于已经很明显的事情,外国人也常常会判断错误,因为他特别难以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具有不同历史、不同设施的另一国人民的感情。让我们再一次举内阁主义问题为例。在德国,各部大臣是国王的官吏,人民代议机构是选举出来同国王及其官吏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那里一开始便存在完全由事物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对立;内阁主义(不管大臣的为人如何值得尊敬)是与民主的人民代表地位不相容的。但是在法国,和任何一个具有民主议会制的国家一样,部长是人民代议机构的官吏,他以它的名义任职,因此这种情况存在得越久,并且人民对这一情况的认识越明确,内阁主义的概念在他们那里就会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包含另一层意义。可见,如果人们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口号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将会引起完全错误的观念。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权利对任何另一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有争议的各派别作出裁决。在问题不仅是由于少数人搞组织分裂而闹得尽人皆知的情况下,只要争论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范围内进行,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其他国家有争议的各派别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因此不言而喻,任何时候都要保留批评的权利,但是,必须很有分寸地用自我克制的态度使用这种权利,尤其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更应这样;即使在辩论时十分尖锐,也决不应当把这种权利歪曲成革出教门或类似的专横做法。这不仅是说,这种做法最大限度地违犯了最普通的礼貌,而且也是说,它们通常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并且随后必然要以并不光荣的方式自己谴责自己撒谎。让我们向经验学习,它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先例,说明人们在国际方面不应当怎样行动!让·饶勒斯不仅是法国的、而且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具有最杰出智慧的人之一,他不仅在写作和演说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头等天才,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仅仅因为他在法国引起一些人的个人不满,就反对他,就从德国发出革出教门的通令,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蠢事吗?因为谁只要稍微了解情况,也就会知道米勒兰事件只不过使长期以来猛烈燃烧的火焰更加旺盛罢了。

  发表于 1902 年。译自《社会主义月刊》1902 年第 l 册第 4 期第 250—262 页。


  (责任编辑:李晓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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