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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贫困

2013-09-06 12:16:41 人民出版社

 

  简介
  1847年,马克思撰写并发表《哲学的贫困》,以批判普鲁东(1809-1865)于1847年发表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这部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发表最早的文本,以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决定性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一文本第一次公开问世的。
  观点
当1846年普鲁东写下《贫困的哲学》并自认为他第一个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了内在理论结构的同时,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第二阶段的研究,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在一个全新的角度上面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进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过渡时期:一方面,马克思彻底摆脱了人本主义哲学构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方法中科学地面对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正确地理解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前提,根本上转变了他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认知态度,但还没有直接开始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5日致信普鲁东,邀请他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的通讯组织,并请普鲁东担任该组织在巴黎的通讯工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4-465页。)可是,普鲁东当月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反对社会主义者用革命的手段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主张“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注:普鲁东:转引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译文序,第10页。)当然,他是在承认现实社会的前提下,用稳火式的改良来医治资本主义。同时,普鲁东明确表示愿意同马克思进行不同观点的讨论。普鲁东在给马克思回信的时候,他的新著《贫困的哲学》已经要问世。正是在这本书中,普鲁东自认为他用哲学真正拯救了政治经济学,即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又批评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他真是以神性的名义在拯救世界。
  在读普鲁东原来写下的《什么是所有制》一书时,人们往往被作者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所打动。可在普鲁东的这部新作中,人们看到的绝对是另一幅面孔。原来那个质朴的为无产阶级请命的斗士不见了,现在是一位打着上帝的旗号,与资产阶级大讲“调合”的漫画式的“思想大师”。
  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普鲁东的理论出发点不再从人出发的公正,而是与上帝等质的“无人身理性”。(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普鲁东后来从格律恩那多少也知道了一些黑格尔哲学。可是,这位迟到的学生与马克思甚至整个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先进方向不同,他不是从黑格尔绝对理念背后的神正论复归于人,而是从现实走向神学。这是大前提上的背道而驰。所以,开篇之初,他就声称:“社会历史无非是上帝观念的一个长期的‘确定’,一个人类命运的逐步启示”。不过,与古代的那种认识不同,普鲁东是通过“科学理性”来确认的神性,并将这种神学的假设作为他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如果人的劳动是上帝创世的继续,那么,普鲁东的理论就是在现实中“替天行道”。显然,普鲁东的这种理论前提足以说明他对当时欧洲哲学特别是对基督教文化之批判的寡闻。
  如果说在《什么是所有制》一书中,普鲁东的理论基础还是法哲学,兼有一些经过中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主要是不准确的劳动价值论)。那么,《贫困的哲学》倒真的是他第一次这般投入经济学理论。普鲁东对经济学的理论定位也是有意思的。他明确说明,经济学是一种新的哲学。这种口气初一看有点像西斯蒙第,可意思却是另样的。“经济科学依我来看是形而上学的客观形式和实现”。谁研究劳动和交换的定律,谁就是真正的、专门的形而上学者。这是“一种富有逻辑性的科学或是一种富有具体性的形而上学,根本改变了过去哲学的各项基础”。(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7页。)这显然是一笔糊涂帐。因为,如果在黑格尔那里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经济现实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实际上是绝对观念的历史实现的一个现代高点,可普鲁东的头脑就没有那么清楚了:“社会经济的全部历史都写在哲学家的著作里”。(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8页。)“在经济学家看来,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它就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在我们看来,情形正相反,事实决不是有形物,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形物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事实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2页。)在费尔巴哈以后的这种极简单而粗糙的显性唯心主义文字,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可这却是普鲁东用哲学来教训贫困的经济学家的法宝。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真正学到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辩证法,只是学来一点外在的皮毛,即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调合三段式。
  在第一章中,普鲁东同时反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他认为,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和交换已经自发地普遍地组织起来,政治经济学给了这个组织的基本原理,并以人权维护这个社会的运转;而社会主义则认为这个组织是产生出罪恶、压迫和贫困的根源,因而它必然是“过渡性质的”。一是完全肯定,二是彻底推翻的否定。普鲁东的立场是想说明,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社会事实之上的“社会科学”,因为它说明了社会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即规律。这应该是一种研究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批判和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将是一筹莫展”。(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8页。)“社会主义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不是政治经济学所有过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9页。)比如,由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理论。一切价值都由劳动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它看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非批判性,因此社会主义必然在反对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中这就表现为资本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二元对立。普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都是极端和片面的,高明的他要第三个原则:即作为否定之否定出现的协调原则。(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0页。)即承认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但纠正它的错误,“使事实与权利协调起来”,从而得到“秩序”。(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1页。)
  第二章是普鲁东用哲学对经济学的“拯救性”讨论。讨论围绕着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价值理论而展开。普鲁东直接提出,“价值主要地是显示出一种社会关系”,“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社会性交换,再联系到它的天然状态才能形成它的功用,才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概念”。(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3页。)价值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是交换的必要条件,去掉交换使用即等于零。普鲁东发现这是一对客观矛盾,并且,“二律背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性质”。(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0页。)在普鲁东眼里,过去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理论上的弱智,他们只能直观地看到经济学中的正题或者反题。这是由于经济学家都不懂哲学。“价值的本质是绝对可以调和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3页。)这又是黑格尔的矛盾之调合,正,反,合。这才出现了政治经济学迄今为止的最高点:构成价值的发现。构成价值正实现和调合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本质,供给与需求使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接触并且调和,这两者在商业的构成中实现。在交换中,形成比例关系,进入这一构成与实现的要素就是价值,配合后的多余部分是非价值。“价值是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两种方式自然形成的社会之中,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人们把它叫做产品的价值,乃是一种公式,用货币记号来指出该产品在总财富里所占的比例”。(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5页。)构成价值是一个合题,功用与交换不可分形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综合价值或社会价值,即真正的价值。“价值是通过它在供1与求1之间的一种连续的摇摆现象而达到的一种绝对的经济规律”。就这样,普鲁东自认为创造了政治经济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
  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是普鲁东所描述的经济进化的五个时期。分工是经济进化的第一个阶段,这本身是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第二个阶段是机器,机器是分工的对立物。第三个阶段是竞争,竞争是经济的调节,并为价值构成所需要。普鲁东在这里批评共产主义取消竞争,他认为问题不在消灭竞争,而是使竞争得到平衡和监督。第四时期是垄断,“由于垄断,人类才占有了地球”。(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3页。)第五个时期是警察或捐税。第八章普鲁东用了一个非常吓人的标题:“人和上帝在矛盾律下的责任,或天命的解答”。他还在鼓吹:“社会的任务就在于不断地解决它的二律背反”。(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页。)例如人的理性与无限的神性矛盾,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社会发展中的二律背反)。“劳动,发明了工作方法和机器,因而无可限量地增加了它的力量,然后用竞争来鼓励工业的天才,用资本的利润和企业的特权来保证它的收获,从而使阶级社会的组织变得更为深刻,更是不可避免的”。普鲁东说,“关于这一切,不应该指责任何人”。(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4页。)他反对一切简单的肯定,因为“社会经济的一切都暂时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41页。)也反对一切激进的否定(他反对西斯蒙第的开倒车),他期望“社会按照知识和经济的进步逐步改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41页。)普鲁东自己,是这种矛盾不断现实协调的根本。他自认为是法国的黑格尔。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发表之后,普鲁东并没有公开答辩。但他在自己的一份手稿边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实际上,马克思悔恨我的观点处处与他相一致,而我却先于他提出来了……马克思实则是忌妒”。(注:转引自杰克逊:《马克思、普鲁东和欧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3期,第25页。)这真是令人目瞪口呆的看法。下面就看一下马克思究竟是不是与普鲁东“处处一样”。

 

(责任编辑: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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