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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人”假设到人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2013-03-08 07:18:45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袁云

      今天,生态危机成为全球共同的问题,解决生态问题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成为学术界持续研究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也被称为最具有理论突破意义的是“生态人”的人性假设模型。在国内,徐嵩龄先生最早提出了“理性生态人”[1][P410],随后还有学者使用“社会生态人”[2][P30]、“德性生态人”[3][P91]和“美学生态人”[4][P44]。“生态人”的提出者和拥护者普遍把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归咎于“经济人”假设,坚信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就在于用“生态人”代替“经济人”假设,塑造新型人格模型。在他们看来,“生态人”是当今理想的人格模式[5][P8],是代替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生态文明的主体承负者[6][P79]。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解决生态问题究竟应该提出“生态人”的假设模型还是提出人的生活方式的“生态化”?从马克思的逻辑起点和分析方法我们能够看到,答案应该在后者。
  一、从人性假设到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有学者认为,“生态人”假设模型的提出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提供了现阶段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思路[7][P177]。但是,进行某种人性假设(例如这里的生态人假设)符合马克思的方法论吗?“生态人”假设所依据的当代西方生态伦理学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马克思理论探索的逻辑起点不是某种人性假设,而是处于具体社会历史进程中展开其感性活动、从而展开他们实际社会生活过程的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8][P23]他还补充指出:“这里所说的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8][P29]。针对当时唯心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马克思还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8][P30]应该说,在马克思之前(及之后),人总是某种抽象,是符号化的人。马克思坚决抛弃把人符号化、抽象化的研究方式,牢牢抓住现实的个人、人的感性活动和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并且总是把人放到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和社会历史境遇中研究。
  其次,马克思理论探索的方法不是进行某种人性假设,不是某种自然状态的设计,而是基于实践观展开的面向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历史领域的实践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9][P119-120]。马克思早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就批判“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讽刺它“要求船夫不沿着河航行,而沿着河的起源航行”[10][P97],并且告诫“不要触犯原始的条顿森林吧”[10][P455],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不应死死抓住对于“理性的思维”并不存在的“那个无限的过程”,而“应当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循环运动”[11][P130],表示“不象国民经济学家……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而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11][P90]。随着实践观的展开,马克思最终把哲学探索的对象转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历史领域,并且严格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历史领域,“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8][P43]。马克思针对反历史的分析方法尖锐地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8][P30-31];他相信,“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8][P49]。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更具体阐明了实践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他指出:“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是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最后,“生态人”所依据的生态伦理学与马克思在自然观方面完全相反。有学者坦言,“生态人”秉承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点,认定一切生命体都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基于这种内在价值,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体都有道德上的权利[5][P10],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完全可以脱离人而独立存在[5][P14]。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1][P178],更确切地说,“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也就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离开这些抽象概念并不同于这些抽象概念的自然界,就是无,即证明自己是虚与的无。它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抛弃的外在性的意义。”[11][P179]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16][P95]马克思深刻地看到自然界的人文意蕴在于人的感性活动和人类的实践活动,“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1][P128],“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提高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1][P13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观时指出:“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8][P50],“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8][P48]。当然,马克思也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承认自然界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在他看来这种“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8][P50]。也就是说,人的感性活动、人类的实践活动结束了自在的自然,终结了自在自然的历史;我们所能说的、能现实感觉到并且与之进行物质交换和价值交换的自然界不是史前的自然界,也不是人不“在场”的自在自然界,而是构成人的感性活动内容和人类实践活动内容的现实自然界。
  从上面三方面可以看出,人性假设不是马克思的逻辑起点,也不是他的分析方法,就“生态人”而言它的理论基础也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悖。“生态人”的假设模型,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是从理论上回答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一种尝试,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合适之处。但是,如果说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就必须严肃地指出它与马克思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不仅有助于保持马克思理论学说的严肃性,也为用马克思的方法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留下空间。
  二、从“生态人”假设到人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面对当代严重的生态危机,根据马克思理论探索的逻辑起点和方法,不是进行“生态人”的人性假设,更不是根据这种假设提出一套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去塑造新型人格,而是分析人的生活方式,回答“生态化”的生活方式何以可能,回答建构“生态化”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社会宏观要求,及形成“生态化”的生活方式及建构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社会力量。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使用了“生活方式”:“它(生产方式--笔者加)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8][P24]关于“生活方式”,国内学术界从上个世纪80年代进行过持续的讨论和研究,并且关注点逐步从意识形态层次深入到学术的层次,赋予它存在论的地位。这里要探讨的是,“生活方式”的含义是什么?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理论出发点是处于具体社会历史境遇中的“现实的个人”,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他们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使用者,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和改造者。这里称之为人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但是,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索,他同样强调人的能力、需要、直观感觉、目的、意志、激情等等,这里称之为人的价值规定性,按照人的价值规定性,人还是个人能力、个人需要及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观念的有机统一体[13]。这里,个人能力是“个人的、他所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一定劳动的特殊素质或能力”[11][P149],是个人进入其所处的环境并且对环境施加影响的因素,个人需要是个人对其环境和周围世界的期待,个人需要的满足是“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14][P28]的过程,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观念反映个人独特的精神状态,是个人与他人、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和价值交换的过滤器和价值导向。从人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和价值规定性可以看出,“生活方式”在微观上是个人能力的发挥方式、个人需要的满足方式和个人的观念思维方式;结合人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则是人获取社会资源发挥个人能力、获取社会的消费资料、满足个人需要的方式,是人展开精神性的和休闲性的社会交往形成和表现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观念的方式。生活方式,在微观上是指人的行为方式,是“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12][P145],是“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15][P8],在社会宏观意义上看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社会资源配置状况、社会消费资料的分配状况、社会的文化观念建构状况及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的丰富程度,--总之,是社会存在和社会变迁的微观表现,是社会发展的尺度。
  解释生活方式的含义之后,我们讨论的主题应该转到“生态化”的生活方式上来。就个人能力的发挥而言,“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要求它以维持自然资源的循环和再生产为界限,以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为界限,即绿色生产,也要求个人能力的发挥所确立的社会分工及社会资源配置呈现良性的、流动的、因而是均衡的状态,以杜绝某个或者某些社会分工领域以对自然资源的纯粹掠夺甚至破坏性开采维持生产的现象。就个人需要的满足而言,“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要求它以不造成环境污染为界限,在社会整体上要求以维持生态循环为界限,即文明消费和绿色消费,在当代特别要反对奢侈性消费。就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观念而言,“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要求它不是承认自然的自在地位,不是承认自然的独立价值(那是人类文明早期原始的自然崇拜的当代延续),而是自觉地把自然界看作“人的无机的身体”,看作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环境资源,进而看作每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环境资源,不仅形成稳固的爱护环境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理性,也要形成保护环境、“为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的神圣责任感(生态道德,但它不是承认自然的独立价值,而是关注以生态为纽带的可持续的代际关系的建构)。
  生态人的提出者提出用“生态人”的假设模型塑造生态人格,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就仍然是“天才人物”的“伟大创造”,仍然是学者在象牙塔中无力的呐喊。但是,“生态化”的生活方式却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类走过了农业文明,摆脱了对自然的依附地位,在工业文明中非理性地把自然看作征服的对象,大肆开采掠夺。但是,在“自然的报复”中,工业文明中也孕育出具有生态意识、生态理性和生态道德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摆脱了贫困的生存状态,具有持续生存的稳固保障,从而能够对威胁他们甚至全人类持续生存的危机形成理性的认识,并且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按照生态意识、生态理性和生态道德自觉地保护环境。进一步看,在工业文明中随着分工的发展也形成了具有社会管理与协调能力的、拥有知识和信息资源的群体,即学术界所说的中间阶层(或者说,中产阶级),他们在参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能够促成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引导社会的休闲消费文化,引领社会时尚。这样,就生态危机而言,他们就成为解决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成为推动生态运动(或者说绿色运动)、建设生态文明最有力的社会力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随着生态运动的持续深入,就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格局,形成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和以保护生态为核心的生态文化,从而形成稳定的“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实现生态革命、进入生态文明的最显著标志。
  结束语
  提出“生态人”的假设模型反映了学者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反映了他们对人类现实生存境况的高度关注和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热切期待,也是回答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尝试。但是,从马克思理论探索的理论前提和方法看,这不是马克思回答生态危机的路径和方法,更不能说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作为马克思理论学说的研究者,我们的任务是提出生成“生态化”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方式的“生态化”,揭示形成“生态化”的生活方式及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革命、建设生态文明的物质条件、制度保障、文化观念支撑和社会力量。

(责任编辑: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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